遭遇比僖宗还要不幸百倍。

八月，李克用大军进驻渭桥，派兵前往石门护驾，并分兵进攻三镇。李茂贞知道自己不是沙陀军的对手，只好杀掉李继鹏，上表请罪。昭宗随即赦免李茂贞，命李克用讨伐王行瑜。

八月底，昭宗返回长安。

九月，李克用开始大举进攻王行瑜，很快便兵临邠州（今陕西彬县）城下。王行瑜登上城头，痛哭流涕：“我王行瑜没有罪啊，胁迫天子的事都是李茂贞和李继鹏干的，请您到凤翔去问罪吧，我王行瑜愿意自缚向朝廷请罪。”

李克用在城下仰着头说：“王尚父，你谦恭得有点过头了吧？我奉朝廷之命讨伐三个叛贼，阁下是其中之一。你想自己回朝廷，我可不敢擅自做主。”

数日后，王行瑜抛弃城池，带着全家老小向西而逃。可他刚刚跑到庆州（今甘肃庆阳县）地界时，就被自己的部将砍杀了，首级也被传送京师。

一场祸乱总算平息了。

十二月，昭宗加封李克用为晋王，他的所有部下和子孙也全都加官晋爵。李克用遣使谢恩，同时秘请昭宗诛杀李茂贞。

昭宗觉得，如果杀了李茂贞，李克用的势力将更为强大，到时候就没人可以制衡了。因此，昭宗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不禁对左右感叹：“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别有用心。我敢断言，李茂贞不除，关中将永无宁日！”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被李克用不幸言中。

昭宗从石门返京后，深感手下无兵之苦，于是很快就招募了数万人，在禁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后四军，全部交给宗室亲王统领。

得知朝廷招兵买马的消息，李茂贞立刻跳了起来。在他看来，天子此举显然是在针对他。乾宁三年（公元896年）七月，李茂贞再次勒兵，直逼京畿。昭宗大恐，一边遣使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再次逃离长安，准备前往太原。没想到，昭宗一行刚刚跑到华州（今陕西华县），便被韩建给扣了下来。

当时，李克用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牵制，无暇南下勤王，于是昭宗便被韩建软禁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韩建与李茂贞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李筠，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不久，又发兵围攻诸王府邸，丧心病狂地将通、沂、睦、济、韶、彭、韩、陈、覃、延、丹十一王全部杀死。其后，又迫使昭宗下诏罪己，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官爵。

做完这一切，韩建和李茂贞才于第三年八月把昭宗放还。

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之后，改元“光化”。

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次改元。纵观昭宗一生，在位十五年，总共七次改元，平均差不多两年改一个年号，是自安史之乱以来改元最频繁的一任天子。

也许，改元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回溯整个唐朝历史，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二十三年，仅仅使用了“贞观”一个年号；而唐玄宗李隆基一生中最鼎盛的二十九年，也仅仅使用了“开元”一个年号。而这两个年号，却成了盛唐的标志，成了太平盛世的代名词。

而反观唐昭宗七次改元所置身的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就会有一种近乎无奈的顿悟——原来，唐朝末年这七个年号并不是普通的年号。

它们是七簇血迹、七道泪痕，是一个巅峰王朝临终前的七声呼告，是一个末世帝王绝境中的七次挣扎，是一个突围未遂的士兵遗落在战场上的七把断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灵魂中永不愈合的——

七道伤口。

光化政变：天子成了阶下囚

自从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回到长安后，昭宗李晔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从前的天子温文尔雅，冷静自律，如今却变得酗酒贪杯、喜怒无常。对此，最为不安的莫过于他身边的宦官了。因为昭宗自登基以来，对付藩镇没什么本事，可打击宦官却很有一套。大宦官田令孜和杨复恭都在他手里头栽了，而就在光化三年（公元900年）春，他又和宰相崔胤联手除掉了专权揽政的左右枢密朱道弼、景务修。宦官们人人自危。无论是身居高位的权宦，还是专供洒扫的小黄门，都对这个性情难测、日渐暴戾的天子又惧又恨。

当时，宦官集团的首领是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与左右枢密王彦范、薛齐偓。一种相同的忧虑和恐慌不断在他们中间蔓延。鉴于这种处境，四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应该主动出击，绝不能坐以待毙。

经过多次密谋，四个权宦终于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伺机发动兵变，拥立太子即位，逼迫天子退位为太上皇，同时与凤翔李茂贞、镇国韩建结为奥援，对内控制朝廷，对外威逼诸藩，挟天子以令诸侯。

方案既定，接下来就是等待时机了。

这一年十一月初四，昭宗到北苑狩猎饮酒，深夜回宫时已经酩酊大醉，忽然狂性大发，砍杀了几个侍从宦官和宫女。次日清晨，宫门迟迟未开。刘季述意识到机会来了，便以“宫中必有变”为由，到中书省叫上崔胤，然后带着千名禁军破门而入，直趋昭宗寝殿。

众人进入寝殿，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们目瞪口呆——昨夜被杀的几个人仍旧僵硬地躺在地上，鲜血喷溅得到处都是，而天子居然还四仰八叉地躺在龙床上呼呼大睡。

刘季述冷笑着对崔胤说：“瞧瞧吧，这就是主上的所作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