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知新帝继位。而据职方馆与雄州传回来的报告，辽主耶律濬已经在南京析津府接见了范翔，并且下令为赵顼辍朝三日，军民素服，以示哀悼。而苏轼与朴彦成亦在析津府立了灵堂，辽主更是率百官亲临祭奠，辽国派来宋朝的祭奠使与吊慰使，亦早已经抵达汴京……若单从这些举动来看，两国关系之亲密，便真如盟约所言，称得上是“兄弟之国”。

但另一方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职方馆与雄州均报告，向辽国西京与南京聚集的契丹军队以及部族军队，数量越来越多。辽国的祭奠使与吊慰使，对于使命以外的事情，一概装聋作哑，枉顾左右而言它。而来自韩拖古烈的最新解释是，这是因为耶律濬的皇后想看看她的南京析津府，这只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南狩……于是，只要耶律濬夫妇的“南狩”一日不结束，郭逵在河北的“演习”，亦一日不能结束。

禁军在河北的集结训练，每日要消耗大量的国帑，继续空耗这个国家的可怜国库，枢密使韩维已经不止一次的打起了盐债的主意——他不断的游说司马光与石越，欲说服二人调集更多的禁军前往河北与河东……显然，枢府有不少官员对于禁军毫无脸面的撤出益州一直耿耿于怀——熙宁间军制改革后，枢密院的人员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往文官越来越多，掌握权力越来越大的情况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文彦博虽然同样更看重文官，但他毕竟是主持过军政的人，为了整军经武的需要，他着重从军中提拔了一些有过战功，又能识文断字的武官进入密院，委以重任。除此以外，经由武举、讲武学堂进入密院的武官也越来越多。如今的密院，正是由这两类人外加一些青壮派文官把持着。而其中的武官多出自西军，经历过对夏战争的胜利，这些人对契丹毫无畏惧之心，而益州的失败，则更促使他们急欲挽回脸面。

也许是受到这些人的影响，也许是韩维亦想在枢密院有一番作为，总而言之，不知何时，韩维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对外强硬派。

石越并没有觉察到韩维的私心——虽然同为辅政大臣，但以目前的形势而言，政事堂彻底压倒枢密院，几乎已成定局；而已经快七十岁的韩维亦己不太可能超越司马光与石越拜相。尽管韩维与石越私交极好，但是他既非石越的下属，更非石越的应声虫。韩维亦希望能够对朝政有自己的影响力，能够左右军国大政的走向——但如若按照司马光战略收缩之策略，密院只会越来越被削弱，而他韩维，亦只会越来越可有可无。在这个时候，韩维的态度强硬一点，不仅能为他赢得枢密院及朝中强硬派的支持，稳固他的威信，亦可为他个人获得与司马光、石越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除去这些私心外，韩维亦有他的“公心”。当过太府寺卿的韩维当然知道石越不可能还没开始发行，便预备着将盐债挪作他用；他也更加清楚司马光的全面收缩策略，要求不可能改变……实际上，仕宦生涯大多数时间都与军政无缘的韩维，根本不是一个好战之人。但是，已经快七十的韩维，也算得上是“老奸巨滑”了，此时将自己打扮成强硬派，亦有故意与司马光、石越唱红白脸之意——兵部尚书孙固是个顽固的老儒，他心里面支持司马光的主张，便不会说出违心的话来，但韩维却认为，强硬的态度亦是一种士气，大行皇帝费了十几年的功夫，好不容易养出这种不畏惧契丹的心态，亦不能一味打压了事。他以枢密使的身份，旗帜鲜明的站在他们这边，对这种士气，既是一种支持，又方便控制……韩维的做态，几乎骗过了所有人。

契丹大举聚兵，却不派使者威胁宋朝以谋取好处，反而令韩拖古烈不断宽慰宋廷，这种举动，完全不符合过去一百年间契丹人的行为方式，这的确令得石越无法对北面的局势放心。契丹人这样兴师动众，若既不趁火打劫捞取好处，又不当真南犯，那可真称得上是损人害己之举，全然不合常理。因此石越不能不怀疑契丹这次也许是要动真格的。而韩维要求向河北增兵，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石越亦不愿意就这样被耶律濬牵着鼻子走。

坚持不向河北增兵，万一出事，石越便要承担政治后果；但如果真的增兵，宋朝却要承担经济后果。契丹虽然聚兵，但若朝廷示以安静，国内纵有担心，却还不至于恐慌，这方面绝大部分百姓是会相信官府的。但是，若是宋廷也大举出兵应对，那便是朝廷颁布一万道安民告示，亦将无济于事。

这是石越无法承担的后果。

他只能赌一把。一面安抚韩维与密院，一面寄望于范翔与章惇带回来好消息。虽然石越相信，范翔与章惇带去了足够多的筹码与让步，但每天早上醒来，石越仍要暗暗祈祷河北、河东不要传回来坏消息。

心里面挂着如许多的大事，在这个时候，石越亦的确想过要将封建暂时拖一拖。这是千年大计，他心里再热衷，亦知不必急在几个月内便要推行。这十来天里，石越只是冷眼旁观着朝野对封建的争论。

他并不在乎吴从龙的官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给事中的封驳，将吴从龙与封建，再次带到旋涡的中心。然而这时候的石越，反倒象个局外人，只是旁观着这一切。

两府受到的压力不值一提。真正的压力，都在高太后身上。石越并不是真正理解高太后为何对封建抱着极为迟疑的态度，他一直认为高太后不可能不明白封建的好处。但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