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州县访求名医……”

后面则是大段的空白。

司马光重重的叹了口气，几乎是用一种厌恶，不，应当是痛恨的眼神，望着后面的大段空白。

当日留下这大段的空白，是因为司马光对那个传闻还将信将疑，但今日，他却已经可以确定——清河郡主每日都要进宫，替太皇太后读奏状，而太皇太后的批答，十有八九，亦是出于清河之手，虽然依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

两府对此的反应十分激烈，但是一向十分贤明的太皇太后，在此事上却十分固执。在司马光面奏时，太皇太后更挑明了她不会让清河郡主干政，一切旨意，皆自圣断。并直言她眼疾已十分严重，已无力再看这许多奏折，虽有翰林学士，但毕竟男女有别，内外宫禁不便，而清河郡主“素谨慎识大体”，才“不得已”如此。

但这样的说辞，是无法令两府安心的。

所谓“防微杜渐”，清河郡主虽然的确颇有贤名，但一旦大权在手，谁又能保证时日一久，她不会迷失本性？况且这是大伤太皇太后圣德之事。

但太皇太后将所有谏章一律留中，两府亦无可奈何。而且两府心里亦十分明白，他们的确找不到更好的折中之法——可没有人敢叫太皇太后去安心养病，将权力全部交给两府。宰执们虽然心照不宣，但众人心里的打算，司马光却是明白的——此时虽无可奈何，只得尽力替太皇太后求医，但只等着清河郡主落下个什么把柄，便要令她此生永难再入宫中。

大宋朝不是李唐，若宫中竟出了个上官婉儿，那可真是宰相之耻！

保慈宫。

“苏轼奏状，引黄言辽使已经换文归国，辽主亦已停止征召部族兵，契丹北枢密院通报使馆说，大军聚集，非为南犯，不过聚兵操练，今演练已毕，将逐次散归。”清河坐在殿中一侧的一张书案旁，给高太后念着奏折。她先念引黄的内容，若高太后想继续了解详情，她才继续念奏折的内容。

高太后闭着眼睛，嗯了一声。为了让辽人缓兵，代价不菲。不过在高太后看来，终究还是值得的。两国交兵。是臣子之利，而非君主之利，这个道理，高太后时时牢记着。

现在已经知道，辽主其实并不想和宋朝打仗。而宋朝开出的条件，亦是辽人所无法拒绝的。打仗不过是为了求财，如果不打仗也能得到钱财，辽主自然也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在章惇提出宋朝的条件后，双方争执的焦点很快变成了货物的价格数目、契约时间的长短……高太后当初的打算是时间长短无所谓，只要不超过庆历增币的水平，便可以接受；而两府则坚持宁可付出每年一百万贯，时间亦不得超过五年。但最后章惇的使命完成得非常好——此事再加上他在平渭南兵变时的功劳，在他回国后，没几日便被拜为签书枢密院事——章惇最终与萧禧签订的契约，为期五年，双方约定五年后再次谈判，而宋朝实际的付出，只有每年五十万贯左右。

虽然对目前的国库来说，五十万贯亦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但高太后与两府都视为一个巨大的外交胜利——相比战争而言，这已经很便宜了。更何况，在盐债开始发行后，汴京轻易便募集到八百万贯的巨款，这实是给了高太后很大的心理安慰，似乎国库忽然间便没那么穷了。

但这个新的条约并没能如最初设想的那样成为密约，两府觉得纸包不住火，干脆主动公布——它在朝中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对，倒是在民间招致了许多的不满，但大体而言，反对的声音远不如预期的强烈，清议感到失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现实却是，即使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也能感觉到大宋朝的变化。而且，朝野的注意力，也早已被盐债与封建吸引——甚至连西夏使者再次来到汴京，亦没有多少人关心。

士大夫们要么在为发行盐债而争吵，要么在为是否封建而争吵，要么同时为这两者在争吵。特别是为了盐债之事，许多昔日的好友反目成仇，一夜之间视对方为小人奸佞；而一些昔日势不两立，互相看不起的人，忽然之间又互相声援，同仇敌忾起来。

但知道目前为止，高太后亦难以分辨盐债的好坏，所以她也无法评判谁才是小人，谁才是君子。她只能选择相信司马光、石越，然后让结果来证明谁对谁错——实际上她也没有别的选择。

而且，高太后的心思，此时也完全不在这些事上。

无论盐债也罢、防秋也罢，高太后皆无甚主动权，两府才是真正的决策者。她真正握有主动权，她真正参与其中，同时亦关系到她的切身感受，甚至是利害的，只能是封建。

韩忠彦的密对直谏，让高太后大受震动，她也因此未再干涉省试之事。但如此一来，省试策论题目居然是“周以封建立国论”，此时传扬开来，却也令朝野震动！对于支持封建者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而对于反对者来说，则更受刺激。朝野关于封建的争议，愈演愈烈。不仅吴从龙罢官之令迟迟拖延难定，连原本对此保持缄默的两府宰执，也一个接一个地打破沉默，虽然司马光与石越、韩维依然遵循当日对她的表态，在奏章中含混两可，韩忠彦不发一辞，但自范纯仁以下，孙固、苏辙、李清臣、吕大防等人一个接一个地相继表态，明确支持封建，却也令得鼓吹封建者士气高涨。

虽然朝中反对者依旧不少，但无论官位、名望，此时皆已无法与支持者相提并论。虽然士大夫意气相争，绝不可轻易退让半步，更遑论改变政见，但站在高太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