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好相处的人物。而与柔嘉相处的时间里，宗泽亦可以证明，这种传言绝非无根之谈。许多人家，即使是大宋北方的大户人家，如若家里有一个老大不嫁的女儿，十之八九，这个女儿便会成为家中一霸，若是这女儿还受到父母的宠爱，几乎可以肯定，这女儿绝对将成为家里的一个惹不起的人物。这种奇妙的人情世故，即使在邺国公府这样的天潢贵胄之家，亦难以例外。这位老大不嫁的柔嘉县主，乃是邺国公府上，自邺国公赵宗汉以下，最为嚣张跋扈的人物，从邺国公的妻妾，到她的兄嫂、弟妹，无一不要让着她三分。对一些礼法先生来说，这无疑是乾坤颠倒，伦常败坏，绝难接受之事。但是，这对于宗泽来说，却并非如此。

这等事情，在市井百姓之家本就极为寻常，布衣出身的宗泽，则已见惯不怪：而在宗泽的家乡南方，礼法亦不如北方那样严密，更何况，自入海船水军之后，宗泽心里的这类礼法观念，便更加淡泊了。

对于海上行船的人来说，对女人最大的忌讳便是让女人上船，而这种忌讳随着封建南海的进行，早已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破。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是他不能接受的呢？

柔嘉县主的确不好相处，她对她的兄弟们都常常喝来斥去，颐指气使，对外人更加不会客气，稍不顺意，便遭鞭打。但是她却有一桩好事，她遇事果决，敢作敢当，而且对宗泽与曹友闻颇为客气，二人若有谏言，她每每接纳，极少驳回。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县主虽然对下人部众呼唤喝斥，不假情面，对百姓也看起来高高在上，但是宗泽能感觉到这位县主本性纯良，她的傲慢无礼，纯粹只是因为出身成长之原因，与她父兄们完全不同。

只要适当的引导，这位县主是可以成为一位“仁君”的。

宗泽在心里面，是希望邺国能够成为一个儒教国家的。他希望邺国能成为诸侯国的一个典范。几乎可以肯定，所有的诸侯国都会立孔庙，祭祀孔子，尊崇儒经，但是，那未必便是真正的儒教国家。孔子有时候只不过是个漂亮的空壳，被人们用来装上乱七八糟的东西，以便堂而皇之的行之于世——比如周国，柴若讷肯定也会把孔子高高的供起来，摆上几盘冷猪肉，然后便将他抛之脑后。

尽管对于一个真正的儒教国家应当是怎么样的，宗泽心里而也很模糊，他也说不清楚他理想中的国家应当是怎样的，但有些事情却是他可以确定的。

一个真正的儒教国家，至少应当推行仁政。这样的国家内，不应当有暴虐的刑法，不应当有严苛的赋税，更不应当存在命如草芥的奴隶——宗泽并不怀疑世上会有上下阶级贵贱之分，但他却始终坚信，即使最低贱的人，也依然是人，他们不是禽兽，更非草芥。这个国家，即使不能如《天命有司》中所说的那样，但至少亦应当将老所有终、少有所长，百姓过安康太平的生活视为这个国家存在的目标与意义。

宗泽也相信，一个真正的儒教国家，应当将蕃人视为教化的目标，视为“华夏之”的对象，而不是将之视为奴役、欺榨的对象，将其性命视同草芥。

至于这个国家是不是女主当权，果真有那么重要么？大宋朝如今都是太后主政，亦无人会怀疑大宋会因此而没落。何况邺国公依然是赵宗汉，将来继承邺国公之位的，依然会是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们……宗泽站立船头，心里一直胡思乱想着。尽管薛奕已然表态他不会在乎邺国究竟是谁掌权，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是，他依然会仍不住要在心里给自己多找些理由，以说服自己不会动摇。

不管有多少理由，毕竟，他要做的，不是寻常之事。

柔嘉县主这几个月里，在新邺城可以说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虽然她在新州几乎挽救了邺国的命运，但是她本人倒并无多大的野心，来到新邺后，她便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她不象旁人那么愁眉苦脸，更不似邺国公府的许多女眷那样，诸多抱怨——对那些贵妇，甚至是邺国公府的侍女们来说，这个地方除了景色怡人，几乎一无是处，相反还有诸多的不便。

这里没有她们想要的脂粉、香露，没有新奇的服饰，没有争奇斗艳的化妆，她们完全远离时髦的汴京，不知道现时流行的是哪一种型，她们甚至无法悠闲的下棋弹琴吟诗作画，邺国公赵宗汉下令自他夫人以下，所有的女眷都必须亲自动手，种桑养蚕——尽管宗泽与曹友闻早在杭州之时，便已劝谏过金洲根本不适宜蚕桑，但邺国公府上，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而此地适宜种植的苎麻，邺国公府上的北方人，却根本没有人懂得如何种植，绝大多数人连苎麻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种注定徒劳无功的劳动，仍然令得邺国公府上的女眷怨声载道。

只有柔嘉县主仿佛到了属于她的乐园。初到新邺城，她便爱上了乘象。不知她从哪里弄到了一只小白象，然后便整日带着大宋皇帝赐给她的仪仗、侍卫、禁军，四出游玩。没多久，曹友闻又送给她一位懂得汉话的三佛齐婢女，从此这位县主便越发的胆大包天。她经常不顾禁令，远足到离城百城之外，借宿当地蕃人之家。每次出城，她都能带些“新奇”的东西回来，从打猎所获的奇怪猎物，到常见的槟榔蜜酒、椰子酒、沙糊米，甚至偶尔还会带些蔷薇露、檀香、琥珀等物什回来，送给公府的女眷。

城外的蕃人都敬畏这位县主，对她又有一种莫名的亲切。也许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