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之法，便是以胜败论英雄，姚兕若然失败，自然其罪难逃，但若得胜，既往不咎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于是，宣抚使司建牙第一事，便是准了拱圣军的议功之请，石越特别以宣抚使司的名义，上报宋廷，重赏深州之战的有功将领，尤其以李浑、姚古、刘延庆、田宗铠、荆离数人，论功最大。

李浑自不待言，姚兕不仅推他首功，而且还流露出欲将他留在拱圣军之意。而姚古亦是深州之战的大功臣，若非是他果断决定将霹雳投弹改装成火药桶，九日之时，工匠们还在将晒干未久的火药重新填装呢……至于刘、田、荆三人，皆以作战勇敢而得赏，其中犹以刘延庆最为英勇无畏，战事最急时，曾坠城而战，战后论功，西城不失，刘延庆为首功。

因此，除遍赏有功将士外，此五人，李浑由御武校尉晋两级为宣节校尉，姚古加勋一转，刘、田、荆三人各晋一级，分别为宣节副尉、仁勇副尉。

除此之外，在六月十日前后，其余各地传至北京的，也都是好消息。

东线，虽然辽军攻破了沧州两处城砦，但六月初，虎翼三军就有数十艘三百料的战船，已经奇迹般的进入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协助防守——原来枢密院命令下达之时，虎翼三军的几十艘战船，恰巧正在沧州以东的海面进行一次演习，虎翼三军接到命令后，除了千料级以上大战船不敢冒险进河道外，所有的小船，立即转向，西入沧州。而且天时也在宋朝一边，黄河与北方各大河流皆进入汛期，在发觉沧州出现宋朝水军之后，深入沧州的辽军也开始撤退。

自古以来，诸如所谓“黄河之险”之类的北方河流，便是仅靠水军守不住的，除去自然条件所限，如冬季河面结冰，春夏又常有大汛，水军无法常年维持外，北方这些河流许多地方的河面太窄，亦是重要原因。倘若船行河中，而岸边弓弩可以直接射至船中，那所谓的“水军”，便毫无优势可言。更糟糕的是，这些战船将无法依靠风帆，否则风帆将成为敌军火箭最好的攻击对象，而若大量依靠人力驱动，却又会减少船只作战水军的人数，从而进一步削弱战船的威力。

因此，虎翼三军西入沧州，原本并不能形成对辽军的绝对优势，但却会对深入的辽军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当宋朝水军出现在沧州之后，孤军深入的辽军，就不能不害怕他们与北面主力之间的联系被全部切断，不知道各处战局的变化，完全丧失补给的可能，士兵们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此风险，是任何一位将领都不敢冒的。

东线辽军的重点，转而成为攻打清州乾宁镇——夺下此镇，方能确保辽军在沧州与霸州之间的联系不被宋朝水军切断。如此一来，沧州的压力骤然减轻，更南面的京东路，自然就更加安全了——至少是暂时如此。

而西线镇、定的形势也出人意料的好。如今段子介俘虏萧继忠之事，已经是确实无疑的事。他又在定州附近招兵买马，仅仅一个多月，所募之兵，已经超过一万，号称“定州兵”。并和诸州忠义社合作，与萧阿鲁带几次交锋，虽然互有胜败，但他声势既盛，反而牵制了萧阿鲁带不能轻易南下。

而除此之外，殿前司诸军的骁胜军、神射军，西军中的环州义勇，逐次抵达大名府，北京军容渐盛，更让石越感觉安心，进而对战局变得乐观。

原本，自到了大名府后，石越便发觉许多情况，并不如公文报告中说的那么乐观。尤其是难民的人数——仅仅在大名府，便聚集了不下十万的难民。北京都总管府的解释是，这是六月以来陆续增加的逃难百姓。这十万难民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听指挥，尽管有官吏宣导，试图让他们离开大名府，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意轻易离开。大名府屯集的重兵，还有坚固的城墙，给了他们安全感：而在唐康与陈元凤的主持下，赈济之事也做得有条不紊，虽然仍有不少逃难百姓饿肚子，粥厂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喝上粥，甚至每天总有人饿死，但既便如此，这些逃难百姓也不相信还有更好的去处，在他们心里，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好官”并不是到处都有的，能够碰上，便是运气，就算是饥一顿饱一顿，他们也愿意忍受，而不肯再冒险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而事实上，他们所想的也未必没有道理。

即使是在宋廷事先准备的安置难民的地方，也绝不可能保证没有人饿死，不可能保证不受人欺侮，甚至不可能保证人人都有地方睡觉……石越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如此大规模的赈济行动，远远超出了宋朝的组织能力。

所以，尽善尽美之事，原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唐康和陈元凤，在宋朝的官吏中，已经是相当有“吏材”的了。宋廷不断的调运各地的粮食至大名府，两人便想方设法从中挪出粮食来，用来赈济。又以大名府巡检为基础，募集了一支人数可观的军队，将灾民分开安置，日夜巡逻，防止犯罪与阴谋活动。在两人的努力下，虽然他们原本希望的大名府附近不要有任何难民停留的预想早就不可能实现，但至少也勉强保证了大名府的治安没有恶化。

只是，即便是唐康也不敢驱赶他们离开大名府继续南下。

面对这样的现实，尽管石越口里绝不会承认他的南撤百姓之令，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但他的确已经开始暗自庆幸如刑州这样的抗命不从之事了。

收回南撤军民之诏是不可想象之事。而石越也不能指望诸州皆如刑州一般拒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