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年，做本土投资，连个像样参照文本都找不到，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外资投行的材料倒是一大堆，可那套放到国内，很多地方水土不服，就好比拿西餐刀叉来吃小笼包，能用，但别扭。”

这句话引得俞章平低低笑了一声。

“比喻很形象。”俞章平指尖点了点扉页，“高盛的框架是刀叉，我们的市场是一笼热气腾腾的沪式小笼。刀叉工艺精致，可你非要用它夹小笼包，要么皮破汤汁流一地，要么干脆夹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借用它工具逻辑，但吃法必须本土化。好了，我们从头捋，你主讲，我随时打断。”

“好嘞。”陆小可身子往前倾了倾，把报告目录翻出来，“前置说明先看。2000年，国内股权投资属于原生萌芽，野蛮生长，规则空白，机遇爆炸。整个行业没有成熟业态，没有标准化规则，没有头部机构垄断，甚至谈不上内卷。申城，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外资通路、政策试点、产业基底、人才集聚、金融配套的城市。”

车窗外，公路旁边掠过一片小型民营加工厂，低矮厂房，围墙上面刷着大红标语，几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厂区门口。初冬的田野，土地呈黄褐色，零星有农户在田地里劳作。

陆小可目光扫过报告文字，继续说道：“市面上那些宏观简报，大多只会吹政策利好，讲光鲜的表面故事。我这份报告，完全站在实战投资机构角度，扒开舆论虚的外衣，讲真实的红利，也讲真实的陷阱，确定性、不确定性全部摊开。现在圈子里不少人，谈起风险投资，觉得就是找到个好项目投一笔钱，坐等发财。哪有那么简单。”

俞章平翻到第一章，标题：第一章总体宏观定调：2000年是华夏资本产业的“史前开局年”。

“‘史前开局年’，这个提法是你的原创？”俞章平问道。

“是我琢磨出来的。”陆小可点点头，眼神发亮，“站在2000年11月这个节点回头看，我们刚刚扛过90年代通货紧缩、国内金融整顿、亚洲金融风暴三重重压，整个国家经济要开启新的十年上行周期。九十年代属于市场经济摸索破冰，2000年，才真正算是产业资本化、企业规范化、资本市场化的起点。”

陆小可顿了顿，伸出手指比划一个数字：“测算下来，2000年全国股权投资整体规模也就五十亿人民币上下。几乎一片空白。没有成型行业，没有合规体系，像样从业者都没多少，退出路径更是寥寥无几。对比以后二十年万亿级别市场，现在等于一大片还没有开垦的原始荒原。赛道、规则、行业格局，全都可以抢先卡位，甚至重新定义。”

路虎加速，风从车窗缝隙钻进来，轻轻吹动报告的纸页。副驾的曲智偶尔快速扫一眼后视镜，确认后方车辆，目光又落回前方路面；印成双手稳稳把住方向盘，专注开车，不掺和后排的谈话，恪守本分。

陆小可继续分析：“全国三大核心城市各有各底色。京城偏向政策中心，大量部委、科研院所，但是民营产业落地弱一截；深圳民营经济活力极强，但是圈子相对闭环；广州主打传统商贸。唯独申城，外资总部扎堆，现代服务业起来，高端制造升级，金融接轨海外。浦东开发开放走到第十个年头，政策红利不停释放，外资企业一批接着一批进来。”

说到这里，陆小可语气一转，带上一丝调侃：“但是好看的皮囊下面，骨头里面还是蛮荒。政策红利大把，配套制度跟不上；外资大批进来，本土懂行机构没几家；产业在转型，可是很多从业者认知还停留在90年代做生意那一套。总结二十四字：市场极大、机构极少、机会极多、风险极杂、规则极空、认知极低。”

俞章平淡淡接话：“很多人只看见申城的繁华，看不见底下的混乱。这就是我们领航资本落户申城的根本逻辑。别家还在摸黑野蛮摸索，我们直接把成熟现代资本架构搬过来，相当于拿着手电筒走进黑屋子。”

“没错！”陆小可一拍大腿，又意识到车厢内不能太大声，压低音量笑起来，“说句玩笑话，现在很多本土所谓创投，老板以前搞贸易、搞地产转行过来，办公室租个两居室，两三个人，喝喝茶聊聊天，凭江湖人脉拍脑袋做投资。别人是草台班子搭戏台，我们直接搬大剧院全套设备过来，降维不是说说而已。”

俞章平嘴角噙着一丝笑意：“也不要过度轻视对手。草台班子也有生存智慧，他们懂人情世故，懂本土老板心思，只是缺少体系、研究、风控。我们的优势是体系，但不能丢掉本土化的理解，不然就变成另一个水土不服的外资。”

“收到，这个提醒我记心里。”陆小可把报告翻往下一章，第二章政策与制度环境：红利空前但体系残缺，监管空白是最大机遇。

“2.1国家级顶层政策，创投体系正式入规。1999年多部委出台《关于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国家层面第一次给风险投资正名，鼓励社会资本、外资投入科创，地方还可以搞引导基金。2000年这份政策开始落地发酵。九十年代民间做这类投资，灰色游走，随时可能踩线，现在名义上合法化了。”陆小可念完一段，话锋一转，“但是！政策只开了一扇大门，门里面的桌椅板凳全都没摆好。”

车窗外，远处出现大片河道，是江南地区密布的水网，河面上飘着几艘内河运输货船，岸边芦苇已经泛黄。冬日阳光洒在河面，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