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文化的氛围里。他尊孔子，即位次年，山东曲阜的孔庙就装修一新，碧瓦廊庑，雕龙石柱，极其壮观。金国全境州县开始为孔子立庙，避孔子名讳。

圣人？孔的地位终于又恢复到了东亚第一的程度，在江南江北同样至高无上了。

孔子门徒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完颜璟完善科举制度，下至童科，上至特设制举宏词科，来区别对待不爱考试自命不凡的文化人。这样没过几年，金国皇廷上的宰执队伍里就有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通过科考上位者能前后相望。

汉化加深，女真人本色消退。完颜璟废除了奴隶制度，限制女真人特权，保护封建农业，允许蕃汉通婚，并且严厉昭告天下，谁敢称女真人为“蕃”，小心翻脸。

这一系列高难动作搞下来，十六年间金国的经济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鼎盛期，人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值：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八户、四千五百八十一万六千零七十九口，税收同样是金史上的最高值。史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

貌似非常了不起。

江北越是鼎盛，有人越是对韩国戚的北伐说三道四。认为在宏观的对比下，同时期的南宋比金国差远了，以弱伐强，主动找抽。

这是韩国戚的一大罪证。

可惜的是，某些人隐匿了自己的良心，或者一叶障目学识不到，看不到公元1205年左右开始的变化。首先金国的人是多了，钱也多了，可那又怎么样，会多过北宋时代吗？它的人民—国家主体的女真人，已经脱离了原轨道，视自己民族的立身之本为耻。

他们热衷于舞文弄墨，以考取进士穿长衫立朝堂为最高荣誉，以世袭猛安谋克等武夫官职为莫大耻辱。曾经的铁血精神彻底远去了，他们在北部边疆上居然不再以骏马刀枪为国家屏障了，而是去修筑像长城一样的防御工事。

他们在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至泰州（今吉林洮南市东北）一线，开凿了绵延九百里，深三四米，宽十余米，内侧筑有墙堡的界濠。

以此来抵御来自更北方的威胁。

这些严格地来说，是人祸。是主政者脑力不足的外部表现，是不清楚本民族内核是什么，弃本逐末，丢西瓜捡芝麻的愚蠢行为。这很严重，但还不致命。因为女真人哪怕再汉化，也没有长江南边那边原汁原味发酵腐烂来得彻底。

所以女真还是女真。

而且天灾也光顾着女真。这段时间前后，中原区域水、旱灾情频发，黄河也跟着凑热闹，连续三次大决堤，河道南移夺淮入海，搞得金国手忙脚乱。

得治水吧，得救灾吧，没赋税了吧，死人破财了吧……这些让金国的实力一落千丈。而完颜璟本人还是个享受派，单说他重新装修自己的宫殿，想加点针织品什么的，规模就让人头大。他每天动用一千两百名绣工，两年过后，才搞完了这批窗帘、被褥、坐垫之类的花边儿。

韩国戚选择这时候给他来点雪上加霜的事，难道不合时宜吗？

为期必胜，韩侂胄在战前认真回顾了宋室南渡之后历次北伐的得失细节，注意到了那个非常让人抑郁不解的症结所在。

每逢北伐，蜀川总出状况，没法配合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力作战。

比如吴玠病死，比如吴璘在决战前突然被史浩暗算等等。怎样解决呢，韩侂胄早有准备。

在他手里有众多的人才储备，包括吴家第四代的领军人物吴曦。吴曦的身世前面交代过，实在是太阴暗了些，亲生的老爹都把他一脚踢到火堆里，导致毁容。这要求他必须很早就学会怎样生存，具体到细节，就是眼光与钱。

吴家有无数的良田美地，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帛，可以说整个蜀川，或许军队有些时刻不是吴家的，可财权永远随意调用。

吴曦有不限额不透支的支票本。

至于他的眼光，也非常独到。很早以前，他就接触到了韩侂胄。那时的韩国戚低微潦倒，手里总是缺钱，吴曦慷慨从容地签支票、送支票，却从不问啥时候还。时间长了，谁都会被这样的朋友所感动。这时举国伐谋，韩侂胄需要蜀川，需要一个掌握在自己亲信手里的蜀川。舍吴曦，还有何人呢？

吴曦入川，先只是兴州都统制兼知州、利州西路安抚使。这官职一般，仅仅拥有蜀川一部分的权力，可是他迅速壮大，等到战前临安派西线主帅—原枢密副使程松入蜀担任四川宣抚使时，他已经目空一切了。他根本不去参拜主帅，而是派人过去，把程松的一千八百名卫兵收编了。

这实在是强势得过分，但并没有谁为之紧张光火。吴家四代主政蜀川，从来都是军、政、财三权归于一身，正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奋力抗金，力保长江上游不失。这时吴曦的跋扈，很容易被人解读成了英武果敢，从而对他信心大增。

蜀川能适时出战，解决了北伐的最后一点隐忧。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五月中旬，韩侂胄下令北伐开始。此次出兵分为三路，东路战场在两淮，由御史中丞邓友龙任宣抚使，郭倪以副殿帅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为东路主将。中路在湖北，兵部尚书薛叔似为湖北、京西宣抚使担任主将，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为铺佐。西路的主将是程松，副将是吴曦。

战斗率先在东路打响，东路的两淮区域地势平坦，利于长驱直入，尤其是淮东，是原财迷大将张俊的辖区。战前临安还派三衙禁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