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相似，不仅如此，这个新机构的头头也叫总理。

第一任总理便是恭亲王奕訢，这位兄台在这个位置上总共干了二十八年，要知道这个总理衙门一共也只存在了四十年而已！剩下的十二年几乎都属于后来慈禧跟前的大红人庆亲王奕劻。

总理下面有两个重要的帮手：北、南洋通商大臣，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北、南洋通商大臣居然由九大总督中的状元与探花出任，可见其重要性。这通商大臣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三职之和。为什么大清要设立一个如此权重的职位？

这就得提一提奕訢这个人。

在清朝贵族中，这位仁兄的头脑算是相当清醒的，在跟列强打了几年交道、签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终于悟透了——落后就要挨打，于是趁列强鼓动大清成立总理衙门的良机，借机推动晚清改革开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意图富国强兵。

通商大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催生出来的，这个职位的功能很玄妙：外交部副部长意味着与列强打交道的合法且合适的身份，利用这个身份与洋人交涉，学习先进经验，引进外资和设备，然后利用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长的这份权力名正言顺地将这些经验、外资和设备用到改革中去。

当然，通商大臣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大幕正式拉开！

说了这么多，大家也看出来了，总理衙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晚清政府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

既然只是之一，那就不得不提另一个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的神秘权力机构——军机处。

军机处

关于军机处的来历，还得从当年雍正皇帝攻打西北一个不听话的藩国——准噶尔说起。

那时，打仗的作战计划和人员安排都要经雍正批准了才算数，而雍正在最终拍板之前也得找几个靠谱的大臣讨论一下可行性什么的，为保密起见，雍正想了一个主意，他选了一些可靠的人在隆宗门北侧内也就是紧靠皇帝寝宫的一间房内值班，辅佐他处理政务。他和这些人在屋子里商议事情的时候，闲杂人等不得靠近这个屋子。故而敌人不大可能把“无间道”使到这里来，保密性十分之高！

雍正将这间值班室取名“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在军机处值班的人就是军机大臣，人数很少，至少三人，至多十一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皇帝的高级决策顾问。

这个临时性的机构让雍正使唤起来很舒服，简直就是独裁的最好工具，比在朝堂上吵来吵去效率高多了。于是军机处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国家的最高军政决策机关。

前面说过“辛酉政变”后，奕訢当上了领班军机大臣，这领班军机大臣就是这些军机大臣的头头。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把总理衙门比作国务院，那军机处就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其实还有一个机构比中央政治局更贴切，那就是蒋委员长的侍从室，跟军机处的功能极其相似，这个神秘的侍从室在后面会提到。

从雍正时代设立军机处，皇权就达到了顶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雍正和他的后代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的权力超过了任何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的皇帝。

扯远了，接着说洋务运动的事情。

要说清楚洋务运动，还得从一个跟传教士有关的案子开始。

晚清之“天津教案”

1870年7月21日，天灰蒙蒙的，天津望海楼天主教堂门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藩仰望长空，叹了一口气，终于下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

究竟是什么疑难课题，让经历过艰难险阻、九死一生，最终才战胜洪秀全这等造反界巨擘的曾国藩都觉得如此艰难？

这个难题便是几乎改变了晚清历史走向的“天津教案”。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在天津望海楼法国天主教堂附属机构育婴堂的墓地，觅食的野狗刨出来了几具儿童的尸体。

随后，天津县衙的差役闻风而至，经过统计，墓地之中共埋葬了近四十名儿童。

这之后，就有一个小道消息疯狂地蔓延开来：望海楼的法国传教士收买中国人贩子诱拐了天津几百名小孩。每诱拐一个小孩，传教士就给人贩子五两银子。法国传教士买这些小孩，是为了以小孩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一种新式西洋药。教堂墓地里的那些童尸就是被剖肝挖心之后弃尸的小孩。

凑巧的是，天津县衙抓到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武兰珍说是教民王三委托他诱拐儿童的。

武兰珍的这番话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一时间民情激愤，反洋情绪汹涌！天津民众纷纷罢工集会，自发地包围了天津县政府办公大楼，高呼：洋人滚出天津！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政府到底管不管？

天津知县刘杰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带着武兰珍来望海楼教堂指认嫌犯王三，不过武兰珍没能指认出任何一个人，也说不出教堂内的细节。

但数千愤怒的民众已闻讯聚集在教堂外，情绪激动，向教堂内胡扔板砖，冲突一触即发。

如何应对这种混乱的群体冲突场面，刘杰没有经验，法国人也同样没有经验。

就在刘杰试图驱散人群的时候，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Fontanier）怒气冲冲地带人赶来与刘杰交涉。虽然刘杰已经是一名县级干部，可骨子里还是一名意气书生，意气书生换个词叫做“愤青”，愤青是有脾气的，他哪里受得了丰大业的颐指气使，断然不肯配合。

丰大业自认为的“耐心说服劝解”式交涉未果，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