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成功，报馆重开，他便能再次受雇。他跟我说这些时一脸愁容：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认为政府会让步，报纸会复刊。

　　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吊诡。我每天担心着大哥和自己会被炸弹炸死、治安日坏、政府倒台、社会瘫痪、城市陷入战争，而我每天却装作若无其事地替房东顾店，跟代表“造反派”的邻居道早安，卖汽水给代表“法西斯”的警员。电台播音员大骂左派为祸社会、破坏安宁，亲中的报纸社论痛斥港英军警“疯狂迫害”爱国组织。双方都自命正义，而我们这群民众束手无策，在强权和暴力下任人宰割。

　　?六○年代，一般工人的月薪大约是二百港元。

　　在八月十七号之前，我以为自己会继续这种无奈的生活，直至暴动平息，或是英国人撤走。

　　我没想到，我偶然听到的一句话，令我卷进漩涡，置身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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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梨’不会在我们运送途中爆炸吧？”我在朦胧中听到这句话，我本来还以为自己在作梦，但稍一定神，我才发觉这是现实。声音是从墙壁后传过来的。

　　今天早上，何先生新订的冰箱送到士多，我们七手八脚把旧冰箱里的啤酒汽水换到新冰箱，然后我用手推车将旧冰箱送到五个街口外的夜冷店@卖掉，我把卖冰箱的钱给何先生后，他说他下午一个人顾店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上午顶着大太阳跑来跑去，似乎有点累，他着我回家休息一下。难得何先生这么体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午饭后回到房间睡午觉。

　　然后我被那句话吵醒了。

　　我瞧了闹钟一眼，时间是下午两点十分，我睡了一个钟头。哪才说话的，应该是那个劝我加入左派的苏松，他的声音有点尖，很好认。不过墙壁后的房间明明属于那位元失业记者杜自强，为什么他在杜先生的房间里？

　　“苏先生，你别这么大声，万一被人听到……”这回说话的好像是杜自强。

　　“老何的老婆刚才出去了，老何和隔壁那两兄弟也在上班，咱们谈大计没人会听到啦。”苏松回答。平时这个时间我都在顾店或当跑腿，只是今天巧合地提早回来。

　　“就算被人听到又如何？我们堂堂中华儿女，以崇高的革命精神办事，不惜抛头颅洒熟血，即使事败，英帝国主义终有一天屈服在祖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之下……”说话的男人嗓门很大，虽然我看不到，也能想像到他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如果我没记错，这人应该是苏松的“同志”，一个叫郑天生的青年。苏先生曾介绍我们认识，说他也是被纺织厂辞退的工人之一。

　　“阿郑，话倒不是这样说，英帝奸狡，我们要小心行事，别给敌人有机可乘。”这声音我从没听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