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普斯的操心将我打断。

对我的健康问题，我一直没有旁人那样关心。我自幼体弱，各种病症层出不穷，由此致富的医者有多少，我宁可不知道。我怀疑他们的财富属于无功受禄，但我也不吝惜我给的赏赐就是了。我的身体频频将我推到死亡的边缘，以至于在我年届三十五岁第六次任执政官时，元老院下令，执政官和圣职祭司应四年一度为我的健康立下誓言并奉献牺牲。为践行这些誓言应举办赛会，让民众不忘祈祷，并应鼓励所有公民，或单独或全城集体，在各所神殿为我的健康而不断献牲。 这当然愚昧可笑，但是它对我健康的用处，至少不亚于我的医者们施于我的各种药方和治疗，同时也会令民众感到自己与帝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这个封闭我灵魂的墓室，一生之中六次将我推至凡人终会陷入的永恒黑暗的边缘，却六次都退了回来，仿佛有一种它无法凌驾的命运要求它这样。我比朋友们都长寿得多，然而却是在他们身上，我比较完全地生活过。所有人都死了，我那些早年的朋友。尤利乌斯·恺撒卒年五十八，比我现在年轻将近二十岁；我一向相信他的死不只是由于刺杀者的匕首，也同样由于表现为疏忽大意的厌倦。萨尔维迭努斯·鲁弗斯卒年二十三，他自认背叛了我们的友情，宁死不愿蒙羞，于是自尽。可怜的萨尔维迭努斯。我早年的朋友中间，他最像我。不知他是否明白我才是背叛者，他只是受了我的污染，做了无辜的牺牲品。维吉尔卒年五十一，我在他床边送终；当时他神志不清，自叹壮志未酬，要我答应销毁他写罗马基业的伟大诗篇。还有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卒年五十，一生从未染病，猝死于才华横溢之时，我赶不及与他告别。又过了几年——我记忆中的年岁错杂融合，如同大鼓与鲁特琴与喇叭交鸣，合成一个声音——梅赛纳斯与贺拉斯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除了你，亲爱的尼古拉乌斯，他们是我最后的老朋友。

如今随着我自己的生命点滴流失，我看出他们的人生具有我一生所没有的某种匀称。我的朋友们死于才华横溢之时，事业已有成就，但依然有再度建树的憧憬；他们也没有不幸地发觉生命是枉费的。现在我看出，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是枉费的。亚历山大就幸运在英年早逝，否则他会领悟到征服世界是一件渺小的事，统治世界更是不值一提。

如你所知，无论景仰我还是诋毁我的人，都喜欢将我比作这个雄心勃勃的马其顿青年；今天的罗马帝国确实由最初是亚历山大征服的许多土地构成，我确实像他一样青年当国，我也确实在最初是他以铁蹄兼并的许多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