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落锚的地方是普泰奥利往北一些一个小海湾；再往北是那不勒斯，多年前，马尔库斯·阿格里帕在那里修筑了一条堤道，连接起大海与卢克林湖，以便罗马舰队安全操练，既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亦不受塞克斯图斯·庞培的海盗舰队滋扰。曾几何时，多至二百艘战舰在那内陆港口练兵，战斗力由此转强，其后击败塞克斯图斯·庞培，拯救了罗马。然而承平日久，淤泥任由堆积，阻塞了这个练兵场所的入口；据我所知它现在改成了牡蛎养殖场，给罗马富人增添生活享受。我从我们泊船处看不见这港口——看不见也好。

最近这些年我想到，人的适当境况——意思是他们在这种境况下最为可敬——或许并不是我倾力给罗马带来的繁荣、和平与和谐。执掌大权初年，我发现国人甚有可敬之处：他们在匮乏中从不抱怨，有时几乎是快乐的；他们在战争中对同伴的生死超乎对自己的关心；他们在乱世中保持毅然，忠诚于罗马的权威，无论他们认为谁代表那个权威。我们已经在罗马的和平下生活了四十余年。罗马人不再与罗马人相杀，蛮族不再通行无阻地践踏意大利的土壤，士兵不再被强征入伍。我们在罗马的繁荣下生活。住在罗马的人，不管地位多么卑微，都能领到每日的口粮；行省的国民不再任凭饥馑或天灾摆布，在紧急关头必有赈济；任何国民不论出身，都能凭着勤勉与时运致富。我们也在罗马的和谐下生活。我规范了罗马的法庭，以便每个出庭面对法官的人都有信心获得至少是一点的公正；我将帝国的各种法律编成法典，所以即使行省有滥权贪污之风，当地人也能有所保障；我将尤利乌斯·恺撒去世前颁布的叛国惩处法付于实施，防止野心膨胀让国家陷入危难。

然而现在罗马人的脸上有一种神色，使我担忧是不祥之兆。他们不甘心安分守己，极力想要回到差点令国家倾覆的糜烂昔日。我让人民免于暴政与权势与家族的压迫，让他们自由陈词免于惩罚之忧，尽管如此，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一起授予我独裁官之位，第一次时我人在东方，刚在亚克兴击败马克·安东尼，其后是在马尔库斯·马尔凯鲁斯与卢基乌斯·阿伦提乌斯任执政官时，我刚用自己的财力将意大利解救出粮荒。两次我均未接受， 虽然招来了人民的不满。而那些元老的儿子，他们，本来应当服务群众，哪怕只是争取自己的荣誉也好，如今却叫嚷着要上竞技场拼命，与普通角斗士对阵，以为那是危险的运动。罗马之勇就这样沦落在俗尘里。

马尔库斯·阿格里帕的港口如今为罗马的骄奢之人供应牡蛎，正直的罗马士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