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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朝廷财政宽裕?两难之下,让臣说什么?”
“可这个商税?”
“是很麻烦,特别若是出自臣的嘴中。”
“为何?”
“就比如这次臣所提议的取消市易司,重置南方十二路发运司之举。现在朝堂十分安静,全部在等候着三司盘查账目的结果。一旦出来了,马上朝堂就会产生巨大的争议。”
“会是什么争议?”
“支持变法的士大夫会以为我将要一一取消变法,那么会找很多理由,不支持我的提议。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会以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那么就着朝廷议论取消市易司之机会,又将变法所带来的种种弊病说出来。说不定又象熙宁初那样,轰动朝野了。至于臣的想法,有没有夹在两者中间受气,谁会管呢?”
这一说赵顼就明白了。
所以王巨让赵念奴请赵顼过来,也是这个原因。
放在这里,有的话就好说了。但在皇宫,说不定还有几个太监宫女在边上伺候着,让王巨怎么说啊!
赵顼又在脑海里想着一件事,王巨是孤臣哪……
实际王巨真不能算是孤臣,而且这条措施如果执行,虽然可能遭到两派大臣的不满与借机利用,但会在温和派中树立起巨大的威信!
不提王震了,恐怕就连吕公著、范纯仁以及王巨“师兄”吕大防这些名臣,都会立即扭转对王巨的看法。
第725章断错了
“朕明天就去三司问一声。”
可能后人有点儿不懂,认为宋朝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这样说,还真错了。宋朝官制那么坑,非是为了专权集权,而是为了分权,这个权也包括皇权。
正是因为这个分权,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权臣出现,包括丁谓、吕夷简、韩琦与王安石,宋英宗搞濮仪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番对话。
它也是整个变法的缩影,那就是赵顼虽是裁决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订国家政策乃是两府的事,然后上书赵顼,赵顼裁定同意与否。
现在王巨扮演着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么就要到赵顼决,也到了赵顼大力支持的时候!
“不过……”
“陛下,想执行齐商税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来,第一步是简化各州县的场务与商税。陛下,臣问一句,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群体是谁?”
对宋朝贡献最大的非是一等户,他们的伤害作用远大于贡献作用。比如商税,有几个一等户豪强规规矩矩地交纳商税,还有耕地,有几个豪强认真的交纳了两税,相反的,大肆隐田隐丁。
除了豪强,还有一个比较可恶的群体,寺观!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丑陋了。
因此对宋朝贡献最大的群体乃是二等到五等户,他们才是纳税服役的主体力量。
至于六等以下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何来的贡献,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苛刻的州县仍让他们纳税服役。
但这个主体还是二到五等户,特别是中间的三四等户。
这个三四等户不仅是指农民,还包括市坊户,也就是城市户口,工人、商人、服务行业……
所以王巨提议朝廷先下一诏,整顿场务,将不必要的场务一一取缔,节约国家胥吏的支出,同时明文规订,任何商货只能征纳一道往税,一州之内只能征纳一道过税,一路之内只能征纳两道过税,全国之境,只能征纳三道过税但不得超过三道过税。各商人凭借朱钞做证明,如数交纳商税后,任何场务只有核实之权,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压商人的货物。
如果违反者,商人可以向官府诉讼,相关的胥吏也必须严惩不怠。
赵顼听后额了额首。
无他,一是李老汉的遭遇,正是李老汉的遭遇,才让王巨愤怒地出手。
二是王巨以前就执行过类似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将他的政策搬抄过来,朝廷就可以引用执行了。
这条策略如果在全国执行,对那些中小商人无疑是一个福音。
然后是第二道诏令,任何人经营商贸,包括官户在内,都必须交纳商税,否则严惩不怠。
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前面对胥吏严惩不怠则不同,那个在第一道诏令里就明文规订如何严惩不怠,但在这个严惩不怠里尽量说得含糊一点,以免引起更大的反弹。
先让大家适应了,也因为含糊不清,会引起一些纠纷,然后再顺水推舟地推出如何严惩。那么慢慢地,全国之内,就能接近地实行齐商税了。
是接近,不是真正全部执行。
这好比大夫替重病患者治病,有一个方法,用虎狼之药驱之,再用温和之药调养身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一直使用温和之药,慢慢地将病情改善,也就是王巨的齐商税手段。
没办法,它的打击面太大了。
“王卿,朝廷不准许官员行商啊。”
官员行商会引来什么后果,都懂的。
可是王巨讥讽地说:“苏轼公开经营私盐,吕惠卿用免役法勒索江南大户替他购买耕地,文公家人放高利贷,富公与王拱辰在洛阳修建豪奢的庄园,比皇宫还要富丽,就连介甫公回到江宁隐居还购买了大量耕田做一个舒适的田舍翁,国家腐败到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不准官员行商?”
“介甫公不同。”
“一个交纳税赋,一个兼并耕田,有何区别?既然国家禁止不了,何不引导之。不过陛下若不放心,可以再补充一道诏书,官员本人不得经营商贸。”
赵顼继续沉吟。
他现在的心态得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角度就是敛财,实际现在宋朝真的不需要继续敛财了,但变法存着的这些弊病,他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