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要么就是辽国每年派使者来上两三次，但只呆几天便回去了。至于西夏使者，三四年也未必会来一次。

原先余下的，就是交趾与大理使者了，那来得更少，尽管宋朝在大渡河备下驿站渡船，大理十年也未必会派一次使者过来。还有高丽，那来的更少了。

不过驿馆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接待安排进京叙职的外地官员，或者调任异地的官员若是经过京城，也会在驿馆里停留，因此驿馆里这些官员一直是常来常往，几乎从未有中断过。

但司马光这才发现，此时驿馆里一个官员都没有，无疑王巨将驿馆变成了一个大牢房，然而这能维持多长时间？

果如司马光所料，王巨如此激进的做法，迅速引起喧然大哗。

赵顼“有恙”，暂时不能理朝政，范纯仁带着几名大臣，直接闯入中书，向王巨责问道：“太保，你为何将富公他们看押起来？”

“范右丞，我知道你与司马光等人有亲戚关系（范纯仁女儿嫁给了司马光长兄司马旦的小儿子，另外范纯仁与洛阳耆老会成员之一宋道也有着亲戚关系），但不能因私废公吧？”

“我非是因私废公，试问，你将富公等重臣关押起来，当真不违朝廷制度？”

“范右丞，何谓关押，天下有这样舒服的牢房吗，右丞勿得多言，几天后，我自会给你，给你们，给天下人一个交待！”

“什么交待？”

“范右丞，我说得那么清楚了，只要你们再等几天，或者你能左右中书的诏令？”

范纯仁问一问还是可以的，但王巨更有权不回答。

看着范纯仁离去，张璪摇摇头道：“这个范尧夫，真不识好歹啊。”

范纯仁能上位，无外乎就是王巨所说的那四个第一，军事才能章楶，理财薛向，育人张载，操守范纯仁。

然而现在重臣中，范纯仁却带头处处与王巨做对了。

王巨笑了一笑。

其实范纯仁还好啦。

之所以王巨一直对范纯仁保持着克制的态度，有三个原因的。

第一个范纯仁作风清廉，如今士大夫之奢侈的作风越来越严重，需要一个表率，在作风上，范纯仁无疑可以做这个表率。

第二个原因，王巨向赵顼要权，赵顼也承诺给王巨权利，但切莫当真啊，如此，之前他就不会刻意面见赵顼，请赵顼支持了。某种意义上，朝廷有一个反对派头子，对王巨未必有害的。但这个反对派切莫将司马戏光弄上来，因此心机不那么深，手段不那么激进黑暗的范纯仁，就是最好的人选。

第三个原因则更深了。

记得前世他翻看这段历史时，最多的说法，就是因为政治手段不同，而产生的分裂。

这个说法只说对了一半。

开始时是这样的。

新党认为国家弊病严重，就象一个重病患者，不用虎狼之药，就会迅速病入膏肓。

但旧党则认为不妥，司马光说治天下如居室，坏则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富弼说如人大病方愈，须用粥食药补理。文彦博则认为以静重为先。

开始时不好说那一个是对的，那一个是错的。

从观点上王安石是正确的，宋朝产生那么大的赤字，连大旱，国库都拨不出钱粮赈济，而是强行将灾民打发回各州县，让其自生自灭，其他的弊病更是多如牛毛之数。

到了这份上，居室已经大坏，不得不更造了。至于所谓的大病方愈，愈在哪儿？

但是王安石为了填补赤字，使国家财政产生盈余，以敛财为主，而非是治病为主，所以变法中产生了许多不好的现象。本来到了元丰年间，财政不那么紧张，可以象富弼所说的那样，大病方愈了，须用粥食药补理。也就是可以慢慢调控，将激化的矛盾缓和。可西北两次惨败，一切化为泡影。再加上某些人有意地误导，所以洛阳百姓才呼司马光为真相公。

再从旧党角度分析，象文彦博与富弼等人，都经历过庆历新政失败，因此心路都象宋仁宗一样，以微调为主。这个想法能理解，可事实证明这条路同样是一条慢性自杀之路，就象那赤字，实际从宋仁宗晚年就开始积累了。

不是他们不知道，知道，变得好那是最好不过，变得不好，就会更麻烦，可事实是王安石的变法，让他们失望了，所以反对声音越来越强烈。

另外从他们个人角度来分析，因为宋仁宗晚年身体不好，几乎真正成了“无为而治”，导致顶级权臣在这种局面下迅速得利，就不要说宋英宗这个浑球。

王安石许多变法，则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去的，比如打压高利贷，团行的垄断，权贵外戚对京城物价的控制，强行向权贵豪强摊派免役钱、青苗贷，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很排斥了。

然而变法开始，手段还不那么惨烈，就是文彦博那时有着私心，但多少还想着国家的。随着一条条新法推出来，朝堂终于变了味道，为了打压对手，无所不用其极。比如文彦博、司马光、程颢、杨绘……至于国家的啥，早抛在了脑后。

因此王巨也渴望着温和派能一一上位，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

这样的残酷政治斗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包括他自己在内，尽管他的手段更黑暗。

王巨回到家中，将韩韫叫来问：“蔡京在陕州如何？”

安焘背水一战，不顾朝廷制度，从陕州带着乡绅来到洛阳，又从洛阳来到京城，然而陕州政务不能不管，特别是陕西现在缺少粮食，朝廷正向陕西调派大量粮草之时。

于是王巨将蔡京调到了陕州担任新知州。

明面上是如此……

韩韫答道：“此人才干无法想像，仅是一天时间，便让陕西上上下下所有官吏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