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统计具体的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而是参谋部到底知不知道。你是在认真地告诉我们说，各排不会及时通过对讲机报告伤亡情况，是吗？”

上校开始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我想，如果他一开始便摊牌，坚定地告诉我们，他知道伤亡人数但不想说，那么情况或许会好一些。毕竟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没有赋予我们必须了解到真实信息的权利。我们不用跟巴黎的左派议员们争斗，也不必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同胡志明的军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为此死亡。

上校忽然间脱口而出地说道，法军的伤亡人数比例是一比三，说完便背过身去，怒气冲冲地瞪着地图。这些死去的人是他的战士，他的同僚，是他在圣西尔军校的同窗——跟格兰杰预测的数字并不相符。格兰杰说着：“现在咱们总算搞清楚大致情况了。”一面朝着他的同行望去，露出痴呆一般的胜利表情。那些法国记者低着头，沮丧地记下这个数字。

“这个比例可要高于朝鲜战场。”我假装不了解地说道，不过我却给了格兰杰一条新的线索。

“问问上校，”他说，“法军接下来准备怎么办？他说敌军正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们不在乎这条河是什么颜色的。只是想知道，法军现在准备怎么办。”

“敌军正在逃窜。”

“他们到达河对岸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你们准备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打算在河边一坐，然后就宣布战争结束了？”法国军官怀着阴郁的耐心聆听着格兰杰的咄咄逼人的声音。现在的战士们，还得学会忍气吞声。“你们准备给他们投些圣诞贺卡吗？”

上尉一字一句地翻译这段话，甚至连“圣诞贺卡”这种词也翻译出来了。上校对我们冷笑，“不投圣诞贺卡。”他说。

我想是上校的年轻与英俊惹恼了格兰杰。这个上校不是一个——至少不是格兰杰以为的那样——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他说：“你们总不会投些别的什么东西吧。”

上校忽然说起英语来，并且还很流利。他说：“如果美国人承诺的供给物资到位的话，我们就有更多可投的东西了。”尽管他的举止文雅，但头脑还是太简单了。他居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去关心祖国荣誉，而枉顾新闻采访。格兰杰尖锐地指出（他的记性相当好，能记住每一个日期）：“你的意思是，应该在九月初就抵达的供给物资，现在还都没运到吗？”

“没有。”

这下格兰杰可得到他想要的新闻了，他立即动笔记下来。

“很抱歉，”上校说，“这一点不能在报上发表，只能作为背景来参考。”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道，“这可是新闻。在这方面，我们能间接地帮上忙。”

“不，还是让外交官们去交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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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在报上的话，又有什么弊端呢？”

法国记者一脸困惑：他们几乎不懂英语。上校又没有按照规定的那样讲法语，他们只好气愤地相互低声抱怨。

“或利或弊，我不作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的报纸们会说，‘噢，法国人一直在抱怨，一直在乞讨。’那些在巴黎的共产党人又会发出谴责，‘法国人正在替美国人流血，而美国却连一架二手直升机也不给派过来。’无论怎样，都不妥当。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机，而敌人还在那里，距离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你们急需直升机，可以吗？”

“可以这么写，”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而已。”他又重复一遍，语气惊诧又痛苦。“你可以说，如果有人在战斗时负伤，不是重伤，只是受了伤而已，那么他大概会觉得自己是必死无疑了。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之后，才会被抬上救护车，然后在前方等着他的，是糟糕的路况，就地抛锚，或者遭遇一次伏击，最后死于坏疽。倒不如当时就直接被打死，那样还好过一些。”法国记者们都向前探着身体，竭力想弄明白上校的话的意思。“你们可以把这些都写上。”他说，在他那漂亮的身形映衬之下，其怨恨情绪显得更为强烈。“翻译给他们听。”他命令道，说完便走了出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完成那项极为生疏的任务：将英语翻译成法语。

“戳到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得意地说，然后他便跑去酒吧的角落里去写电报了。我的电报也没花很久就写好了——反正我在发艳的那些经历，也没有必要去写，那些新闻审查官肯定通不过的。如果故事足够好的话，我可以飞到香港去，在那里写好并发出去，但是真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风险吗？我很怀疑。被驱逐可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意味着派尔会取得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恰是他的胜利，也是我的结局——一封恭喜我升迁的贺电。但丁从没想过以这种方式惩罚他诗篇里受谴责的情人们。保罗也从未这样被提拔进入“炼狱”[26]。

我上楼回到我空荡荡的房间里，冷水龙头正在滴着水（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我坐在床边，头上的那顶蚊帐像是一大团乌云。我要去担任国际新闻部的新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