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女人继续熨烫衣服；一个女孩儿在缝缝补补；两个男孩儿在做功课；那个老太太盯着她的脚，那是一双旧式的中国小脚；狗在望着猫，而那只猫则伏在纸板箱上。

我这才意识到，多明戈斯为了勉强糊口，所做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

一位极瘦的中国人走进这个房间。他在这里似乎不会占用任何空间：他的身体就像是饼干罐子里隔开饼干的防油纸一般。他身上唯一厚实的东西，就是那套带着条纹的绒布睡衣。“是周先生吗？”我问道。

他看着我，那是一道吸鸦片的人才会有的冷漠目光：凹陷的双颊，婴儿一般的手腕，小女孩儿那样粗细的胳膊——许多年的吸毒史再加上许多袋烟，才能使他干瘪到这个尺寸。我说：“我的朋友，多明戈斯先生，说您有些东西想给我看。您就是周先生吧？”

噢，是的，他说，他就是周先生，然后很有礼貌地挥手示意我坐下来。我看得出来，我找他的目的已经消失在他头脑中的烟路之间了。我要不要喝杯茶呢？我的到访，他不胜荣幸。他们在地上又倒了一杯，然后递给我一杯像正燃烧的煤块的热茶——这是茶叶的磨难。我对他的家族子孙满堂的盛况加以称赞。

他微微惊讶地朝四周看了看，就像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似的。“我的妈妈，”他说，“我的妻子，我的姐姐，我的叔叔，我的兄弟，我的孩子，我姑姑的孩子。”那个婴儿已经从我的脚边爬走了，这会儿正躺在地上又踢又叫。我很想知道他是谁的孩子。这个屋子里的人要么太年轻，要么太老，似乎都不太适合生出这么个婴儿来。

我说：“多明戈斯先生告诉我这件事情很重要。”

“啊，多明戈斯先生。他身体还好吗？”

“有点儿发烧。”

“这个季节里，身体很容易出问题。”我甚至不相信他还记得多明戈斯是谁。他开始咳嗽，睡衣下面少了两颗纽扣，咳嗽时他的皮肤像当地的鼓那样绷得很紧。

“你自己也应该去看看医生。”我说。一个新来的人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没有听见他走进来。他很年轻，穿戴整齐，一身欧式打扮。他用英语说：“周先生只有一个肺。”

“很抱歉……”

“他每天抽一百五十袋烟。”

“听起来很多。”

“医生说这样对他的身体没有好处，但周先生抽烟时比任何时候都要舒服得多。”

我回应了一声，以示理解。

“请允许我作个自我介绍，我是周先生的管家。”

“我叫福勒。多明戈斯先生让我来的。他说周先生有事情要告诉我。”

“周先生的记忆力很糟糕。来杯茶吗？”

“谢谢，我已经喝了三杯了。”这样的问答听起来很像外语手册上的句子。

周先生的管家将我手中的茶杯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