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不就是勒索吗，您说是不是？噢，不，不是的；您误会我了！说真的，我一个镚子儿都不要。我可不是在扬言要把事情抖露出去……”

“很好，”老杰说道。“门就在那里。出去。”

“我非常愿意，老爷爷，”她对着老杰吃吃地眉开眼笑，但又费力地深呼吸。“您是知道的，我所说的每一件事，都可能在全体法官面前一一陈述，您的律师会这样告诉您的。雷蒙现在已经死了，说真的，我惟一想做的事情，只不过是要确认您是不是那位可以交付行李的正确人选(或者是蜜丽安)。当然啦，如果您的千金没有嫁给他，自然不能声称享有行李的认领权。”

莱利太太发出啪踏啪踏的脚步声，匆匆忙忙一副急着准备离去的样子，同时她又继续说道：

“您知道的，这个可怜家伙的吃住开销费用，他可是连一分钱都没付给我。有一打的人可以证明这件事；他哪有收入？所以，他的行李——还有里头所有的东西——在账单结清之前，都变成我个人的资产。这一点啊，您是不用怀疑的。我相信——我不确定，但是我相信——他的手提箱里面会有一些信，这些信是咱们的蜜丽安得知自己怀孕时所写给他的信。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就算有，我对它们也没兴趣。不过啊，我倒是知道在有人来付清雷蒙的账单之前，我迫于无奈只好扣押他的行李了。”

老杰以超然的态度看着她。

“在你被关进监狱之前，”他说道，“日子应该还可以再撑好一阵子……他欠你的账单是多少钱？”

“这个嘛，我想想，”莱利太太撅起娇艳欲滴的红唇，歪着头说道，“这笔账的金额啊，恐怕非常高。非常非常地高。3个月哪，您是知道的，何况雷蒙是个食量非常惊人的老饕。整个账单细目我还没有统计出来，我只知道总金额非常地高。如果您愿意哪天抽空打个电话过来，我会很快将账目做个总结的。在这段时间里，无论是警方或任何人，都不能从我家里取走属于雷蒙的任何一样东西；这就叫做法律，您知道的，即使是警方，偶尔也得尊重它一下。再见了，两位。很高兴也很荣幸认识你们。”

“莱利太太，”老杰说道，“你听过威灵顿公爵(译注：theDukeofWellington，1769～1852，英国将军、政治家)这个人吗？你可知道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吗？”

“不知道，我连格兰斯通(译注：WilliamE，Gladstone，1809～1898，英国首相)在1876年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莱利太太冷漠地说道。“不过呢，滑铁卢我倒是听说过，这就是你现在的处境。”

“他说：‘公开，就会不得好死，”老杰眼皮眨也不眨地答道。“我现在要对你说的，就是这句话。而且，不管你是不是在勒索我，我一样都会以这个罪名控告你。旁边这位先生是助理警务署长。老赫，她就交给你照顾了。”

我确实是好好照顾了她，而且让这个女人吓得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这样修理她，那样教训她(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把她整得连她亲生爹娘都认不出她来。没多久她就崩溃了，陷入大哭大笑的歇斯底里状态。但她说得确实没错，她是没有勒索恐吓他人——这一点她很清楚。她紧咬住这个说辞不放；这一招实在是高招。不过，我可不想在这个事件耽搁太久，就算她认为她的做法于法可容，但我们仍然有个法子可以解决僵局。

在一桩命案当中，要检视行李的时候，我们只消把行李“借走”，而不用拿走。万一她把信件藏在某个地方，为了检查信件是不是潘德洛的所有物之一，只要打出搜索传票这张牌，便可以翻遍屋子将它找出来。只不过，这项调查工作可能会费时甚久。此外，虽然我不是律师，但莱利太太宣称自己合法拥有行李的说辞，的确会让我的立场有些站不住脚。根据她大肆宣扬的说法，潘德洛是所谓的“寄宿私人家中的付费房客”，而非投宿者。所以投宿登记簿上没有他的签名，没有书面的同意文件，也没有任何收据；换言之，这家伙是个客人。因此在他死后，若有近亲出面认领的情形下，女房东是无权扣押客人的行李。某人说过，潘德洛有个住在伊拉克的波斯母亲。当我们扣留行李以备调查之时，老杰跟一位伊拉克的律师联络上了，然后那位律师再和那位母亲取得联系，获得授权可资利用她可怜儿子的所有物，并且指定老杰为代理人。然后老杰来找我们，呈上凭据证明。

“你看，”我们表示，“这是证明了。”

“但是他还欠我钱！”莱利太太嚷着抗议。

“行，”老杰说道，“这里有50英镑。如果你认为他欠你的不仅这个数字，你就上法院为这两只手提箱的价值控告我吧。”

我好言相劝莱利太太，末了她才含泪带着欣慰的心情离去。然后我关上门，把情势解释给老杰听，这时候他正双手互握，脸色和他自己的衣领一样惨白。

“谢天谢地，”老杰说道。他得坐下来休息。“有时候你还真是我的贵人。没错，他是有个母亲在伊拉克；我听说过有她。我已经是进退维谷、无计可施了，老赫，我只是在摆摆样子吓唬人罢了。你觉得这招可以行得通吗？”

“可以的。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振作点，给我好好听着！那些信——如果真的有那些信的话——它们可不会像喇叭声叭完之后就没事的。”

“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