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费吹灰之力。我这样做，自己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只有一件事做得不能叫自己安心，那就是说，令姐来到城里的时候，我竟不择手段，把这个消息瞒住了他。这件事不但我知道，彬格莱小姐也知道，然而她哥哥一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要是让他们俩见了面，可能也不会有坏的后果，可是我当时认为他并没有完全死心，见到她未必能免于危险。我这样隐瞒，这样欺蒙，也许失掉了我自己的身份。然而事情已经做了，而且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关于这件事，我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也无用再道歉，如果我伤了令姐的心，也是出于无意；你自然会以为我当初这样做，理由不够充足，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现在再谈另外一件更重的罪名：毁损了韦翰先生的前途。关于这件事，我惟一的驳斥办法，只有把他和我家的关系全部说给你听，请你评判一下其中的是非曲直。我不知道他特别指责我的是哪一点；但是我要在这里陈述的事实真相，可以找出不少信誉卓著的人出来做见证。韦翰先生是个值得尊敬的人的儿子。他父亲在彭伯里管了好几年产业，极其尽职，这自然使得先父愿意帮他的忙；因此先父对他这个教子乔治·韦翰恩宠有加。先父供给他上学，后来还供给他进剑桥大学——这是对他最重要的一项帮助，因为他自己的父亲被他母亲吃光用穷，无力供给他受高等教育。先父不仅因为这位年轻人风采翩翩而喜欢和他来往，而且非常器重他，希望他从事教会职业，并且一心要替他安插一个位置。至于说到我自己所以对他印象转坏，那已经是好多好多年的事了。他为人放荡不羁，恶习重重，他虽然十分小心地把这些恶习遮掩起来，不让他最好的朋友觉察，可是究竟逃不过一个和他年龄相仿佛的青年人的眼睛，他一个不提防就给我瞧见了漏洞，机会多的是——当然老达西先生决不会有这种机会。这里我不免又要引起你的痛苦了，痛苦到什么地步，只有你自己知道。不论韦翰先生已经引起了你何等样的感情，我却要怀疑到这些感情的本质，因而我也就不得不对你说明他真正的品格。这里面甚至还难免别有用心。德高望重的先父大约去世于五年前；他宠爱韦翰先生始终如一，连遗嘱上也特别向我提到他，要我斟酌他的职业情况，极力提拔他，要是他受了圣职[1]，俸禄优厚的位置一有空缺，就让他替补上去。另外还给了他一千镑遗产。他自己的父亲不久也去世了；这几桩大事发生以后，不出半年工夫，韦翰先生就写信跟我说，他已最后下定决心，不愿意去受圣职；他既然不能获得那个职位的俸禄，便希望我给他一些直接的经济利益，不要以为他这个要求不合理。他又说，他倒有意学法律，他叫我应该明白，要他靠了一千镑的利息去学法律，当然非常不够。与其说，我相信他这些话靠得住，不如说，我但愿他这些话靠得住。不过，我无论如何还是愿意答应他的要求。我知道韦翰先生不适宜当牧师。因此这件事立刻就谈妥条件，获得解决：我们拿出三千镑给他，他不再要求我们帮助他获得圣职，算是自动放弃权利，即使将来他有资格担任圣职，也不再提出请求。从此我和他之间的一切关系，便好像一刀两断。我非常看他不起，不再请他到彭伯里来玩，在城里也不和他来往。我相信他大半都住在城里，但是他所谓学法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现在他既然摆脱了一切羁绊，便整天过着浪荡挥霍的生活。我大约接连三年简直听不到他的消息，可是后来有个牧师逝世了，这份俸禄本来是可以由他接替的，于是他又写信给我，要我荐举他。他说他境遇窘得不能再窘，这一点我当然不难相信。他又说研究法律毫无出息，现在已下定决心当牧师，只要我肯荐举他去接替这个位置就行了。他自以为我一定会推荐他，因为他看准我没有别的人可以补缺，况且我也不能疏忽先父生前应承他的一片好意。我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再三请求，我依然拒绝，这你总不见得会责备我吧。他的境遇愈困苦，怨愤就愈深。毫无问题，他无论在我背后骂我，当面骂我，都是一样狠毒。从这个时期以后，连一点点面子账的交情都完结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生活的，可是说来痛心之至，去年夏天他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得在这里讲一件我自己也不愿意记起的事。这件事我本来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可是这一次却非得说一说不可。说到这里，我相信你一定能保守秘密。我妹妹比我小十多岁，由我母亲的内侄费茨威廉上校和我做她的保护人。大约在一年以前，我们把她从学校里接回来，把她安置在伦敦居住；去年夏天，她跟管家的那位杨吉太太到拉姆斯盖特[2]去了。韦翰先生跟着也赶到那边去，显然是别有用意，因为他和杨吉太太早就认识，我们很不幸上了她的当，看错人了。仗着杨吉太太的纵容和帮忙，他向乔治安娜求爱。可惜乔治安娜心肠太好，还牢牢记着小时候他对待她的亲切，因此竟被他打动了心，自以为爱上了他，答应跟他私奔。她当时才十五岁，我们当然只能原谅她年幼无知。她虽然糊涂胆大，可是总算幸亏她亲口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原来在他们私奔之前，我出乎意料地来到他们那里；乔治安娜一贯把我这样一个哥哥当作父亲般看待，她不忍叫我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