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样的情形。"我的心也为这个痛苦。我能够了解敏的心情。他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也就是每一个生在这个过渡时代中的青年的痛苦。然而我和他是完全相异的两种典型，而且处在不同的两个环境里面。我可以昂然地说："我们要宝爱痛苦，痛苦就是我们的力量，痛苦就是我们的骄傲。"但是我绝不会"因为痛苦便不惜……求一快于人我俱亡。"所以我的英雄并不会拿对方的一个人来代表整个制度。敏炸死一个人，主要地在炸死自己。这就是你所说的"求一快于人我俱亡"。除了这个就没有别的意义。于是你的矛盾又来了，因为你以为"人力有限，所以悲哀不可避免。"

但是在敏，他根本就不管什么"人力有限"，而且毁灭之后也就更无所谓"悲哀"；在《电》的青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人力有限"，而且他们绝不至于"求一快于人我俱亡"。

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被人误解。其实我自己是完全反对恐怖主义的（虽然我对那些所谓恐怖主义的革命者的传记很感兴趣）。在我的一册早已绝版的书上便有一篇和一个广东朋友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某一些批评家将恐怖主义和虚无主义混为一谈，又认定我赞成恐怖主义，因此就把我的作品盖上了"虚无主义"的烙樱其实敏牺牲自己，只是因为他想一步就跨过生和死中间的距离。杜大心牺牲自己只是因为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且他相信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的心境的和平。这都是带了病态的想法。知道这个的似乎就只有我。我知道死：死毁坏一切，死也"拯救"一切。

你以前读到《雨》的序言，你会奇怪为什么那个朋友要提到"可怕的黑影"，现在你也许可以了解了。在《雾》里面"死"没有来，但是在陈真的身上现了那个黑影。进了《雨》里面，那个黑影威压地笼罩着全书。死带走了陈真和周如水，另外还带走一个郑玉雯。到了《电》，死像火花一般地四处放射，然而那个黑影却渐渐地散了。在《电》里面我像一个将军在提兵调将，把那些朋友都送到永恒里去，我不能够没有悲痛，但是我却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写死，因为我自己就不断地跟死在挣扎。我从《雾》跋涉到《雨》，再跋涉到《电》。

到了《电》，我才全胜地把死征服了。有人想用科学来征服死（如龚多塞），有人想用爱（如屠格涅夫和别的许多人）；我就用信仰。在《电》里面我的确可以这样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有信仰，不错。所以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序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

然而幸福，那却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自己说过："痛苦就是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