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

我们进入了另一个展厅，那里有一个保安。墙上挂着当时的画和海报，展厅内播放着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维克托·乌尔曼的歌剧，最后他变成了泰雷津最积极的文化使者之一。蒂塔站在大大的展厅中间，无聊的女保安看着她，她开始轻轻地唱起了乌尔曼的歌剧。她的声音是泰雷津孩子们的声音，那天上午面对极少的公众再次响起，虽然人少，大家还是很惊讶。保安甚至都不敢上前去打扰她。那个时刻，时间又再次回到了过去，蒂塔再次变成了迪迪卡，穿着她的羊毛长袜、带着梦幻般的眼神唱着歌剧《布伦迪巴》。

在由泰雷津回布拉格的路上，由于大巴车全是密封车窗。为了我们不被热得窒息，蒂塔强烈要求司机打开天窗，但司机却无视她的要求。她自己便开始打开天窗，然后我也上去帮忙。最后，天窗终于被打开了。

坐在车上的时候，一个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好几个月的话题出现了：3月8日那天下午，9月份运来的那批囚犯要被送到毒气室，面对灭绝营的这一紧急情况，当弗雷迪·赫希考虑抵抗组织提出的让他领导武装暴动的提议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弗雷迪·赫希这样勇敢的人，为什么会服用大剂量的苯巴比妥去自杀呢？

蒂塔看着我，感觉她的眼里装着整个世界。我开始懂了。从她的眼睛里我读到了奥塔在他的书中写到的内容。难道《被涂鸦的墙》不是一本虚构的小说？或者说是虚构的，只是为了掩盖一些事实。如果奥塔在别的内容中提到这些，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严重的问题？

蒂塔要求我保密，因为她认为她告诉我的内容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

因此，为了代替她给我解释的内容，我在此复制奥塔·B·克劳斯撰写并发表的描写家庭营地情况的小说《被涂鸦的墙》的部分内容。书中极少的人物使用了真实姓名，31号营房的教员弗雷迪·赫希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块讲述了党卫军们把9月份运来的囚犯迁到隔离营之后，抵抗组织要求赫希领导武装暴动，而在这一转折关头，他要求考虑一会儿：

一个小时之后，赫希起身去找其中的一个医生。

“我决定了。”他说，“天一黑我就下命令。我需要一片药镇静一下。”

……

医生想，武装暴动抵抗德国人，这太疯狂了，这是要让所有人都死：被运来就注定要死的人、家庭营地的囚犯，甚至门格勒要求留下的医院人员。这个男人之前发狂过，很显然现在他还不正常，如果不阻止他的话，犹太医生就会同其他囚犯一起死掉。

“我给你镇静剂。”医生对他说道，之后便转身向药剂师走去。

药品一直奇缺，但他们还有一点镇静剂。药剂师给了医生一小瓶安眠药。医生把药片倒了出来，合上双手使劲地晃着。有一些凉茶在他的碗里，然后他便一直摇晃着碗直至所有的药片都溶解在那浑浊的液体中。

刑事法典里有词汇描述1944年的那个下午，弗雷迪·赫希究竟发生了什么。有时，虚构的小说会隐藏一些不能说出来的真相。

只要是能在官方的评论文章上读到关于赫希的内容，每次都会有更多的证人出来推翻他自杀的言论。麦克·霍尼，之前在家庭营地从事医疗队送信工作的幸存者，对证人罗森博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就1944年3月8日所说的“当他向他们要一片治疗头疼的药时，他们给了他大剂量的苯巴比妥”这句话表示怀疑。

但愿这本小说也能够恢复弗雷迪·赫希的形象，结束人们认为他是自愿结束生命的错误想法。因为这个想法，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怀疑他在关键时刻的果断性。弗雷迪·赫希没有自杀。他永远都不会抛下他的孩子们。他是一个船长，他会和自己的船一起沉没。因此，应该提醒人们，他是具有卓越品德的斗士。

当然，这本小说也是向蒂塔致敬，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很多。

我们的31号营房的图书管理员依旧居住在内坦亚，每年都要去她在布拉格的小房子住上几天。只要她的身体没有问题，她会一直继续这样下去。她仍然还是那个好奇心、敏锐性、善良和坚强都超乎想象的女人。一直以来，我都不相信英雄，但我现在知道英雄是存在的——蒂塔就是其中之一。

57.1948年生于阿根廷，作家、翻译家、编辑。

附录：小说人物及原型

小说人物 约瑟夫·门格勒

1945年1月，盟军占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几天，门格勒混入了正在撤退的步兵营。之后，上百名士兵全部被抓获，但他却没被发现。战争结束的最初几天局面有点混乱，盟军们通过手臂上的血型刺青来识别党卫军的成员，因为普通士兵是没有这些刺青的。而门格勒，像是能预见似的，他之前坚决拒绝手臂上的血型刺青。在其家族产业的经济支持下，成功地逃离德国，躲到了阿根廷。在阿根廷他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且还是一家制药公司的合伙人。20世纪50年代末，他写信给妻子同意离婚，纳粹猎人西蒙·威森塔尔通过门格勒签字的离婚判决书发现了他的踪迹。但是有人却设法告知他，他们已经找到他了，于是门格勒便逃到了乌拉圭。他在那里又有了一个新的假身份，但生活得却很窘迫，住在一个贫民窟，而且还要忍受被追捕的痛苦，但他们却永远都抓不到他。1979年，六十八岁的他在海滩游泳时溺水身亡（有可能是突发心脏病）。在杰拉尔德·波斯纳和约翰·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