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观点赋予一种知识分子演说的优雅，大家那个时候都对此予以尊重，并狂热地摹仿。如果那时我把他们这些话变得可笑，渲染它们的过份，我所作的便是人们所说的讽刺。讽刺，是标题艺术；出于对自己的真理确信无疑，于是把自己决意要斗争的东西变得可笑。小说家与他的人物的关系从不是讽刺的，它是嘲讽的。但是，从定义上说包含有小心的意思在内的嘲讽怎么能让人看得出来？通过环境：巴纳卡和他的朋友的话处在一个动作、行为和语言的空间，它把那些话变为相对的。小小的包围塔米娜的外省世界，因一种无辜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显示其特点：每个人都对她抱有一种真诚的同情，然而，没有人试图理解她，甚至不知道理解意味着什么。如果巴纳卡说小说的艺术已过时，因而对他人的理解只是一种幻想，他不仅表达了一种时髦的美学态度，而且，无意之中，也表达了他自己和他的圈子中的一种苦恼：缺乏理解别人的愿望；一种对真实世界的自我中心式的失明。

嘲讽就是说：人们在小说中找到的任何一种表示都不能被孤立地看，它们的每一个都处在与别的表示、别的境况、别的动作、别的思想、别的事件的复杂与矛盾的对照中。只有慢慢地阅读，两次、多次地重读，才能对小说内部的所有嘲讽的关系得出结论。

K被捕时的奇怪行为

K早上醒来，还在床上，按铃叫人给他送来早餐。代替女佣人进来的是一些陌生人，正常人，穿着正常，但是，马上就摆出一种主子的派头，以致K不能不感到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权力。尽管忍无可忍，他还是能力赶走他们，反而有礼貌地问那些人：“您们是谁？”

从一开始，K的行为就摇摆于两者之间：脆弱以至于准备向闯入者（他们来向他说明他被捕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厚颜无耻低头让步，和害怕自己显得可笑。比如，他坚决地说：“我既不想呆在这里，也不喜欢你们不作介绍就向我说话。”只消把这些话从它们的嘲讽的关系中拽出来，仅从字面上捉住它们（有如我的读者对待巴纳卡的话那样），K在我们看来［就像对于把《审判》写入电影的奥尔逊·威尔斯（ORSONWELLES）］便会是个反抗—暴力—的人。然而，只须认真地读一下文章就可知道这个被称为反抗者的人继续服从于闯入者，这些人不仅不屑于自我介绍，甚至吃了K的早餐，并让K在整个时间，穿着睡衣站在那里。

在这场奇怪的羞辱场面的结束的时候（他向他们伸出手去，他们拒绝握手），其中的一个男人对K说：“我想您大概想去您的银行吧？”“去我的银行？”K说，“我还以为我被捕了。”

这回是又一次，人—反抗—暴力！他擅长挖苦！他挑逗！

卡夫卡的评论说得更加明确：“K在他的提问中放进一种挑战，因为尽管别人拒绝与他握手，但他却觉得，尤其是监视人起来之后，自己越来越独立于这些人。他跟他们玩儿。打算在他们要走的时候，一直追他们到楼门口，并建议他们把他逮捕。”

这就是个非常巧妙的嘲讽：K投降了，但是想看到自己是个很强的“跟他们玩儿”的人，嘲笑他们，用玩笑的口气，伪装把自己的被捕当作认真的事。他投降了，但马上把他的投降解释为在他自己看来他能够保持他的尊严。

人们最先读卡夫卡的时候，脸上一副悲剧面孔。然后人们听说，卡夫卡在把《审判》的第一章读给朋友们听的时候，把朋友全都逗笑了。于是人们也开始强迫自己去笑，却并不知到底为什么。其实，在这一章里，这么好笑的到底是什么？

K的行为。但是这个行为的可笑在何处？

这个问题使我回想起我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渡过的岁月。在教员的会议上，我和朋友C，总是以一种调皮的亲切感瞧着我们的同事D，一位50十多岁年纪的作家，狡猾但行为端正，我们始终怀疑他是个十足的不可收拾的胆小鬼。我们梦想有这么一个（可惜！）我们从未实现过的场面：正在开会时，我们当中一个人将突然对他说：“跪下来！

他先是会听不明白我们想要干什么；说明白了，在他的清醒的怯懦中，他很快就会懂了，但以为可以装作不懂，来赢取一些时间。

于是我们会提高声音：“跪下！

这时候，他再也不能装不懂了。他会准备好服从，但只剩一个问题要解决：怎么做？怎么在这里，在同事眼皮底下跪下来，而又不降低身份？他将绝望地寻找一种滑稽的方式，用来配合下跪。

“亲爱的同事，”他终于会说，“你们是否允许我在膝盖下面放一个沙发垫背？”

“跪下，不许说话。”

他将照着去作：两只手交叉在一起，头微微垂向左方：“我的亲爱的同事，如果你们认真研究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拉斐尔画的圣—弗朗索瓦·达西斯就是这种姿式。”

那时候每一天我们为这个使人高兴的场面想象新的场面，发明一些又一些我们的其他同事可能用来尝试挽救其尊严的精神法。

对约瑟夫·K的第二次审判

与威尔斯相反，卡夫卡的早期诠释者远远不认为K是一个反抗专制的无辜者。对于麦克斯·布洛德来说，毫无疑问，约瑟夫·K是有罪的。他干了什么？按照布洛德的说法（《卡夫卡作品中的绝望与拯救》，1959年），他因为自己的LIEBLOSIGKEIT，他的无能力去爱，而有罪。“JOSEPHKLIE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