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的众小说中，历史的时刻只是被大致地确定。只是随着十九世纪的开始，随着司各特和巴尔扎克，所有的战争才不再是一样的，小说的人物才生活在一个有具体日期的时间里。

托尔斯泰50年后回到拿破仑的战争，在他那里，对历史的新见解不仅仅记录在越来越能够抓住（在对话中和通过描写）所述事件的历史特点的小说结构中；使他首先感兴趣的，是人与历史的关系（驾驭它或逃避它，面对它而保持自由，或相反），他直接地涉及这个问题，把它作为他的小说的主题，对这一主题他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小说式的思索，加以研究。

托尔斯泰对于历史是由大人物的意志与理性而形成的思想进行论战。在他看来，历史自己形成，服从它自己的规律，但这些规律对于人仍是模糊不清的。大人物“是历史的无意识的工具，他们实现一个事业，其意义却不为他们所知。”更后面：“上帝迫使他们每个人在追逐他们的个人目标的同时，参与为一个唯一的、伟大的结果的合作，他们当中每一个，拿破仑也好，亚历山大也好，或者哪怕某一个角色，对这一结果都丝毫不知。”还有：“人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但却无意识地追逐整个人类的历史目标。”由此而得出这个重大结论：“历史，也可以说是人类无意识的、普遍的、随大流的生活……”（我自己强调了关键—提法）。

从这种对历史的观念出发，托尔斯泰画出了他的人物运动其中的形而上空间。他们既不了解历史的意义，也不知道它未来的进程，甚至不知道他们自己的行动（通过它们，他们无意识参与那些其“意义脱离他们自己”的事件）的客观意义，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前行犹如人在雾中前行。我说雾，而不是黑暗。在黑暗中，人们什么也看不见，人们是盲目的，人们受到制约，人们不自由。在雾中，人是自由的，但这是在雾中的人的自由：他看得见自己面前五十米远，他能清楚认出他的对话者的轮廓，他能非常喜爱道路两旁树木的美，甚至观察附近所发生的一切并作出反应。

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但是当他向后望去，判断过去的人们的时候，他看不见道路上任何雾。他的现在，曾是那些人的未来，他们的道路在他看来完全明朗，它的全部范围清晰可见。朝后看，人看见道路，看见人们向前行走，看见他们的错误，但是雾已不在那里。然而，所有的人们，海德格尔，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庞德，高尔基，戈特弗里德·本，圣约翰·贝尔斯，乔诺，他们过去都走在雾中，人们可以自问：谁是最盲目的？马雅可夫斯基？他在写关于列宁的诗的时候并不知道列宁主义将走向何处。或是我们？我们以几十年后的回首来评判他，我们并没有看见包围他的雾。

马雅可夫斯基的盲目属于人的永恒的状况。

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什么。

第九章那里，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亲爱的 一

将近生命终结时，斯特拉文斯基决定把他的全部作品集合到一部大型的唱片集出版，由他亲自演奏，作为钢琴演奏者或指挥，以便使一部被准许的他的全部音乐的音响版能够存在。他想自己来担任演奏，这便经常引起一种愤怒的反应：恩斯特·安塞迈特在1961年出版的书里曾用何等的疯狂来讽刺他：在斯特拉文斯基指挥乐队时，他是“这样慌乱，把谱架紧压着指挥站台，生怕摔下来，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其实他已烂熟于心的乐谱，而且还数着时间！”他“逐字逐句地奴隶式地”演奏他的音乐，“演奏的快乐他一点儿也没有”。

为什么这般嘲笑？

我打开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书信：与安塞迈特的书信往来开始于1914年；斯氏146封信；我亲爱的安塞迈特，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我亲爱的恩斯特，没有一点紧张的阴影，之后，像是一阵雷鸣：“巴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匆匆写就，我亲爱的，

“没有任何理由要在音乐会的《纸牌游戏》（JEUDE CARTES）中做这些删节……这种类型的段落是舞蹈的套曲，其形式是极严格的交响乐，并不须对公众做任何解释，因为他们在里面找不到任何描写性的说明舞台情节的因素会阻止后面段落的交响乐演进。

“如果您脑子里有这个奇怪的要我在其中删节的想法，是因为组成《纸牌游戏》的各段的连续在您个人看来有些使人厌烦，对此我实在没有办法。但是，尤其使我惊讶的，是您尽力说服我，让我在其中做删节，而我刚刚在维也纳指挥了这一作品，并且告诉了您公众以何等的兴奋欢迎它。或者您忘记了我所给您讲的，或者您对于我的观察和我的批评感毫不介意。另一方面，我的确不相信您的公众不如维也纳的公众那么聪明。

“想一想竟是您向我建议删减我的作品，这完全有可能使它变形，您说这样是为了让公众更好地理解，——而您在演奏一个从成功和理解的角度来看与《管乐器交响乐》（SYMAPHONIED’INSTRUMENTSAVENT）冒有同样风险的作品时却从未对这一公众感到害怕！

“因此我不能让您在《纸牌游戏》中做删减：我相信最好是，与其违心地去演奏，不如干脆不演奏。

“我没有别的要说了，就此加上句号。”

10月15日，安塞迈特回信：

“我只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