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准确无误地扫过麻省总医院正面时，父亲完全被吸引住了。那是他实习过的医院，也是他上了年纪后带着年轻医生们巡视病房的医院。他一下子哭了起来。

“努力战斗！”他对我说。

我对他说：“爸爸，你给了我很多力量，我将继续我的事业。”

“只要我还活着！”说着，他伸出一只手，紧紧握住了我的胳膊。

那天夜里晚些时候，看他似乎已昏昏欲睡之时，我掏出怀表看时间。显然，父亲并没有我以为的那般困。他注意到那块表，把它从我手中拿了过去，颇有兴趣地端详起来。祖父曾给过他一块非常漂亮的金怀表。我上大学时，他将它转赠给了我。如今，那块金表一直安全地躺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

现在这款不过是块镀金的便宜货。他打开表盖，盯着表盘上兀自转圈的秒针。

“你现在住哪儿？”他问。

“还是老地方，”我答道，“就在纽伯里波特附近。”

“可以带我一起走吗？”

“现在不行。”我说。

“为什么现在不行？”

我尝试着给他一个比以往更坦白的答案。

“爸爸，”我说，“我住在一幢孤零零的房子里，对你没什么好处。而且，我经常不在家，那里没有人可以照顾你。”

他又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那块怀表，没有继续逼我带他回家。不过，我知道我并未安抚住他想跟我走的渴望。从现在开始，无论我说什么，都无法减轻他那份渴望。

仅仅几天之后，看见我走进房间，他立刻笑容灿烂地抬头看着我说：“我是哈里。”

我答道：“我是乔纳森。”

“我知道你是谁。”

他死死盯着我，接着吐出4个词：“妈妈、爸爸、兄弟、妹妹……”（这里我得解释一下：除了一个他住进疗养院前便去世的哥哥之外，父亲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妹妹49岁时死于白血病，他弟弟前一年也去世了。不过，我决定不告诉他这个消息。）

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说出这几个词，但它们似乎是突然冒出来的。我想，他是否觉得：只要在那一刻说出这些基本事实，他就可以完全肯定，自己或许可以将它们好好地保存在记忆里。

心血来潮之下，我用意第绪语对他念出了祖母的名字：“利百加。”

他用英文回了我一句：“丽贝卡。”

另一天晚上，为了让他想起数年前的一些美好回忆，我提到了一家位于北意大利科莫湖一带的大酒店。那家酒店他光顾过很多次。他立刻做出了回应，用的却是意大利语——“Lago di Como”（科莫湖）。接着，他还逐一拼出了那三个词，并又念了一遍。

有时，他也会把自己说的其他词拼出来。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短的词。这让我想起小学课堂进行的“拼字小蜜蜂”比赛：一个孩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先复述老师念出的一个词，再把它拼出来，接着再念一遍，重新坐下。有没有可能，父亲已经回到他和玩伴丹尼·苏利万在南波士顿上一年级的那个阶段呢？我知道，他在小学过得很快乐。不过，很久以前他告诉过我，三年级时，他跟丹尼·苏利万曾试图烧掉教学楼。

“我们在前门放了一把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我们很生某个老师的气吧。”

那把火并没有对教学楼造成什么伤害，但祖母听说这事后，不仅狠狠地揍了他一顿，还说如果不端正自己的行为，他“长大后就是个不良少年”（他说，当时南波士顿有很多“不良少年”）。这个故事他跟我讲过好几遍。除了挨打，他似乎很享受那段记忆。

不过，悲伤的时刻仍在继续。有一次，当我告诉父亲因为必须去加利福尼亚和纽约，所以得离开两周时，他问我：“能带我一起去吗？”

“爸爸，这恐怕很难。”我答道。

“为什么？”他说，“你就不能试试吗？”

“得坐飞机。”我解释道，“不可能带上你的。”

“就不能试试吗？”

“不行，爸爸，我不能这么做。”

虽然如此直接的拒绝很不容易，但他已经把我逼到这份上，我决定，自己不应该再用模棱两可的答案敷衍他。正如“小淘气”那次令我进退两难的情况一样，这一次，我不想对父亲撒谎。

他在这件事上的坚持尽管让我很为难，但无疑也是一种提醒，表明他曾努力抗拒消极被动地任人摆布，或可悲地遵循别人的决定。要知道，待在疗养院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往往都有种被统一支配和囚禁的感觉。看起来，他的确非常笃定地要想办法逃离这座机构。为此，他还想出了各种奇思妙计。

比如，有一天晚上，沙发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突然倾身凑过来，跟我说了一个可行性极大的方案。

“只要需要，我就能出去。”——他冲通往阳台的那扇门点了点头——“我说，‘我儿子马上就要来接我了。’”接着，他便忙活起来，一副无人敢干涉的模样。根据我的理解，他之所以会想出这个点子，多半是认为我就在附近，很快便能将他带上车。

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亚历杭德罗。他对父亲的计划露出了赞赏的微笑。当我说父亲那稍纵即逝的战略思维至少让我吃了一惊时，亚历杭德罗说，数月前，他就已经决定——尽管处于那种情况（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一种按教科书上的推测和预期，应正式“划分”到能力受限状态下的情况），所以无论父亲说了什么，他都不再吃惊。亚历杭德罗说，不管父亲对自主还抱有什么样的渴望，但面对疗养院员工制造的麻烦（在我们看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