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格傲慢，又大男子主义，还秉持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让她大为光火、万分沮丧。

刚被绑架时，她的确“非常痛苦、愤怒、伤心……随时准备奋起反抗”，正如父亲在法庭上所说，她是个“寻求理由的叛逆者”，而“理由”最终找到了她。

父亲最有趣的一段证词中，提到他做的一次经典练习。当时，他让帕特里夏就绑匪关押她的那套公寓画一幅画。实际上，那应该是幅“平面图”。贝利先生在他的陈述中提到，落入绑匪手中后，她被关在“一个壁橱”里。贝利先生认为，这一遭遇让她陷入了被动局面。然而，她画出的这幅画中有窗子、厨房和浴室等，却唯独少了那个壁橱。[6]因此，贝利先生认为，那里不仅是她此段经历中受创最重之地，也是她在绑匪的折磨下精神陷入绝望的关键点。正是这种绝望让她在重获自由后选择了与暴力为伍。

画中少了壁橱这件事让父亲兴趣大增，因为这似乎逐渐破坏了贝利赋予此案的主要意义。而且，事实证明，它似乎也对陪审团的决策产生了影响，并连同父亲基于跟帕特里夏谈话结果提出的其他观点也起到了强调作用。在这些强有力的结论下，父亲成功抵挡住了贝利先生质疑其证言可信度的猛烈抨击。

贝利先生跟父亲纠缠了很久。比如，他一直不满父亲在与帕特里夏的谈话中那种记笔记的方式，非让父亲解释为何不用录音机录音。父亲说，他不习惯在诘问中使用录音机。父亲观察到，在被告拥有“杰出法律人才”的优势下，“这个人就极有可能提到谈话记录”，并利用“事先写好的脚本”（他含蓄地暗示了这点）提前教她某套说辞。若有磁带，便更能证明她很可能真与某个脚本脱不了关系，从而破坏“诘问的完整性”。

贝利先生问，如果没用录音机，我父亲还采用了哪些别的记录方式？

“医生，您不会速记，对吗？”

“不会。”父亲说。

贝利先生立刻揪住这点不放。

“那请问，您都用了什么方法？”

“我用了我的右手、一支钢笔和一张摆在我面前的纸。”父亲礼貌地回答道。

整个审判过程，我母亲都一直在场。她说，这个回答似乎让贝利先生非常不满。

最终，对审判结果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或许是：贝利先生起身做总结陈词时，并未集中阐述能让其当事人无罪开释的要点，反而喋喋不休地说些令人费解的话。后来，帕特里夏说，她觉得他多半喝醉了。[7]这点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对她利益的背叛。法官裁定帕特里夏有罪，并判处她长期监禁，后又改判为入狱7年。但她只服了不到2年刑便获得吉米·卡特总统的减刑特赦。

一边追踪这件将近30年前的案子，一边重读这些资料，父亲秉持公平原则，在反复讯问中表现出的那种优雅和泰然自若再次触动了我。不过，我依然记得，案子一结束，我就放下心来。参与此案让他在媒体无情的关注下短暂地出现在公众眼中，而且，在他的讣告中，该案更被作为他此生和职业生涯中的标志性事件，与其临床医生的职业格格不入。[8]如此强调这事，真是令我万分沮丧；他之前的一些病人也写信给我，表达了同样的感觉。

如今已是2005年春，父亲已回家2年零6个月。我发现，尽管他的双手依然灵活，和朱莉娅坐在办公桌前时，还是会在那些蓝纸上做简短的笔记，但在入睡前，他却常常握指成拳，把手紧紧地贴在胸口。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发执拗地非这么做不可。西尔维娅和朱莉娅把柔软的毛巾撕成碎片，塞入他指间，以免他弄伤手掌。我要是一边跟他说话，一边轻柔地抚摸他的手指，他就会充满警惕地直视着我，但有时也会展开一只手，由我握着。这个举动或许看起来微不足道，我却一直都将之视为一场小小的胜利。

4月末，父亲的信托律师告诉我，我的父母已经花光了他们毕生的积蓄。从这一天起，他们唯一的收入，除了可以继续领取的社会保障金，就只有马萨诸塞州心理健康部门发给父亲的那点微薄的退休金了。律师说，这两笔收入只够付房租和其他一些小额开支。只要他们还活着，剩下总共大约每月15000美元（即每年将近20万美元）的开销，便已无钱支付。这些开销包括：商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外的医疗费、其他相关的医疗支出（如两人都需要额外补充的专用营养剂），以及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开支——护工们的工资。

律师说，他发现我姐姐无法为他们提供支持。正如我所说的，她还有女儿要照顾。尽管她们长大结婚了，她还是竭尽全力帮助她们。除此之外，她也有其他需要负担的家庭开支和债务，这些我都已经知道。所以，相对她而言，我的情况要简单得多。

律师也说，他需要向我指出：如果我愿意把父母经济困难的情况上报，他们是符合公费医疗补助制度相关规定的。如此一来，把他们仍有经济价值的那些物品出售后，政府会出资为我母亲找一个疗养院，也能帮助我父亲重新回到疗养院。不过，他也说，他觉得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终于把父亲带回家后，还有什么念头能比再把他送回一个机构更令我不安的呢？而且，这一次，还得把我母亲也包括在内。

这些事情，我自然没有告诉母亲，但我知道，她一直对此心存怀疑。因为朱莉娅曾对我说过，她担心我要是一直从自己的积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