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

朱莉娅当时也跟我们在一起，她忍不住笑着说：“考泽尔太太，你真是一直都在给我惊喜呀！”后来，朱莉娅在客厅里说，“你母亲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要是穿了新衣服，她不仅会对此表达喜爱之情，甚至还会问我在哪儿买的，或者花了多少钱！”

那一年，在我的催促下，母亲跟我长谈了很多次，生动而细致地讲述了她的童年、大学时代和与父亲几十年间那些欧洲之旅中的所见所闻。她告诉我，他们刚刚开始横渡大西洋的旅程时，根本没有飞机坐，只能把两人的衣服都打包放进轮船衣箱（这种箱子像衣柜般，装有一格格的抽屉），乘老式汽船出行。她的一个壁橱里至今仍放着一个那样的箱子，上面的标签还有他们所乘船只的名字。

随后的几年中，航空旅行渐渐变成前往欧洲的常规出行方式后，他们还是更愿意选择当时最著名的那几艘客轮出行：“自由”号、“法兰西岛”号、“玛丽王后”号，或一艘名叫“米开朗基罗”号的漂亮意大利客轮。母亲告诉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的医生职业让他们负担得起比过去更昂贵优雅的酒店后，他们也住过罗马的西班牙阶梯酒店、哈斯勒酒店或巴黎的雅典娜广场酒店。

一天晚上，她跟我讲起一个梦。梦中，她坐在雅典娜广场酒店门厅的一张桌子前。

“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我正在等你父亲。”

她在梦中不停地考虑各种问题，比如他们应该选哪个房间入住，她把自己的护照放哪儿了，以及父亲被什么事耽搁了。她说，她坐在门厅，整整等了三天。

第三天晚上，父亲到了，她终于可以起身前往他们的房间。父亲已经为晚餐换上“一身正装”，母亲说，“他还请我帮他调整领带。”接着，两人便下了楼。酒店外，一名法国医生及其妻子正在“一辆看起来有些滑稽的小车”里等着他们。

“那个梦简直太真实了！”她说。在梦中，她还对自己说，“这个梦我以前应该做过……”她问我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

“有过好多次！”我对她说，“我知道自己在做梦，却忍不住老是想‘这地方我以前肯定来过’。”

“对，正是如此！”她说。那个梦中唯一让她不安的部分，就是在门厅等待父亲的那段奇怪经历。

另一个晚上，她跟我说起在多切斯特区的成长经历。那里虽然基本上是个犹太人社区，却离一个住着很多爱尔兰富人的区域很近。

“肯尼迪总统的母亲罗丝·菲茨杰拉德就住在离我们社区仅一英里远的阿什蒙特山。冬天，她会带着她的父亲坐在一辆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里从我们面前经过……

“我刚出生那会儿，家里用的还是煤气灯，我们那条街上装的也是煤气灯。晚上，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会带着一根长竿，把街上的灯一一点亮。”

她说，她还记得装上电灯那会儿，自己有多么激动。

母亲的父亲是名牙医，在她出生那会儿非常忙。从俄国来到美国仅仅两年后，他就于1898年进入了塔夫茨大学。母亲大约从10岁开始便在周六跟着他到学校，帮他打扫办公室。他要是周六也有约诊，她就站在牙科治疗椅旁，替他递需要的工具。

“我们乘电车出行。他的办公室在特里蒙特街，离著名的约旦马什百货商店不远。”

那家商店现在已经关门了，当时却是该城市中心商业区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最熟悉的一处地标。

我的外祖父享年92岁，干牙医一直干到80多岁。据我所知，外祖父是个一腔热忱的社会主义者，但他从没跟我提过他的政治信仰。他喜欢聊他看过的书——大多是英美19世纪的小说。他的书房里有一套皮面的查尔斯·狄更斯小说。我十一二岁时，在他的介绍下，阅读了《皮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和《远大前程》。他允许我把书带回家，利用夏天的夜晚阅读，后来还把整套书都送给了我。

我的外祖母是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她在布达佩斯长大，深受19世纪末奥地利和匈牙利的音乐传统熏陶。我记得五六岁时，曾听过奶奶（我叫她“奶奶”）在客厅用钢琴弹奏愉悦的华尔兹和轻快的歌剧舞曲。就是她，决定让我母亲学习小提琴。后来，母亲逐渐爱上了小提琴，还为上大学后放弃学琴的事遗憾不已。

不过，母亲早年浸淫音乐，尤其是室内音乐的经历，为她的婚后生活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记得我刚上小学那会儿，家里有台“维克楚拉”留声机，母亲会用这台留声机播放她小时候的音乐。她最爱的一首曲子是罗伯特·舒曼的44号作品——一首浪漫的钢琴五重奏。有时，我跟她坐在厨房时，她便会从头哼起那首曲子。

从拉丁学校毕业后，母亲前往惠顿市，进了一所小型女子学院。那所学院离南波士顿大约一小时车程。她在惠顿市读大一那年，她的父母从多切斯特区搬到时尚郊区布鲁克莱恩。两年后，她弟弟进入哈佛大学。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她弟弟不仅跟我父亲成了同班同学，还非常适时地请我父亲到布鲁克莱恩的家中吃了顿周日晚餐。于是，我的父亲就这样邂逅了我的母亲。

两人在父亲就读法学院期间结了婚。起初，他们并没有公开婚讯，因为外祖母瞧不起父亲的家庭。用她上流社会的视角来看，父亲家不仅比他们家穷困得多，也“粗鄙没教养”得多。因此，这也成了外祖母反对他们结婚的唯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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