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孩子，让女人们回到灶台边去。那时候很多家庭都破裂了。我们这些孩子几乎没有机会去跟这些陌生瘦弱的男人，跟我们从战俘营归来的父亲建立感情。我记得父母之间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母亲冷冷地看着父亲，用一句话结束了争吵：“别再做戏了，你跟那些人有什么区别，都是刽子手。”

她就用这句话打破了他为了卫护自己而垒起的坚墙，于是他开始喝酒，交上了那两个女朋友，由此我们的家庭慢慢地完结了。

我把一盘舒伯特的录音带塞进录音机里，母亲似乎和我一样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她马上说道：

“音乐，你这上天的礼物，充满崇高的力量和甜美的柔情，当痛苦使我们心碎，你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你的存在。”[6]然后她看着我，笑着说：“和你一起旅行真好。”在我的记忆里，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样亲切的话。

我们在库斯纳赫特休息，吃嫩牛肉，配着新鲜的面包，还要了葡萄酒。她和我一起坐在桌旁，矮小而矍铄，穿着蓝色的衣服，两颊微微泛红，时时用她那挑剔的眼神看我。

“你幸福吗？”她忽然问。我想也没想就说道：“不。”她点点头。“和你爸爸一个样，”她说，“没有那个本事让自己幸福。他们一家人都那样，没有一个过得幸福。只除了卡拉。”

“卡拉姑妈怎样呢？”我问。母亲说：“她很坚强。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要是没有卡拉，我根本熬不过那个打仗的年月。”她啜了一口酒，瞥了我一眼：“你也熬不过。”接着，她又轻声补充一句：“要是没有卡拉，就根本没有你了。”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感觉到此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她心里，在我们之间，有一扇门开启了。她也明白，她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把这句话撂在这里。她揉着一个面包球，并不看我：“我原本不想要孩子。在那个战争年月，谁想要孩子呢！那时卡拉也把孩子打掉了，没有任何问题。而我——一直到怀你五个月的时候，我什么法子都试过了，用肥皂水灌肠，卡拉拿毛衣针往里面刺，我怀里抱着砖头从桌子上往下跳——可是没有用。你不肯走，你要活。”

我屏住了呼吸，我的心在狂野地跳动，脑海里出现了几千个画面和无数个问题，心里是一片泪海，全身混合着恐惧与幸福。恐惧，为了生。幸福，为了生。

她说：“我们都以为，你经过这些折磨，肯定是个残疾孩子。可是你非常健康。是卡拉把你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在厨房里。炸弹到处乱飞，别人都躲到防空洞去了，我们两个在厨房里，只有烛光相伴，窗玻璃都炸飞了。忽然，你降临人世了。我的上帝啊，你确确实实是个健全的孩子。我和卡拉高兴得号啕大哭。”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在那个时代要孩子是一种怎样的牺牲，何况是一个自己根本不爱的男人的孩子。他在婚后十五年都没能给她一个孩子，可是偏偏在战争中休假时给了她一个孩子。

我是那样强烈地感觉到母亲因为我是个健康的婴儿而产生的喜悦，几乎想把她搂在怀里，就像一种爱的宣言。但是我犹豫了一秒钟，就在这时服务生到我们桌旁来结账了。

在我们继续上路之后，我差点把弗洛拉的事情告诉她。我想就这样坦率地跟她说，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这究竟是不是爱情，在我有过长久的婚姻生活之后，有了两个儿子，还有过那么多绯闻之后。但是，我当然什么都没有说。这样的话题怎能跟我的母亲开口呢，我想。

我驾车穿过瑞士境内，身边的母亲变得安静了。她偶尔打个小盹儿，一会儿却又清醒了，坐得笔直向窗外看。“我能看到这一切，这多么好啊。”当我们在基来索驶上通往米兰的高速路时，她忽然问：“昨天的柠檬卷你吃了吗？”“没有。”我老老实实地说。她点点头：“我想到了。”说完这话，她当真睡着了，直到我在米兰市内拐来拐去找旅馆时她才醒来。

我订了两个单间，住两个晚上。她问我：“以后你住哪儿？”“住在同事家。”我说，帮她在房间里安顿好。晚上我们出去了，我一再地跟服务生说，她的菜里千万不要放大蒜。没过多久她就成了餐馆里的女王。“老妈妈！”这喊声不断响起，她的特殊要求把所有人支使得团团转。她清晰地用德语说：“不要那种什么‘浓缩咖啡’，我要真正的咖啡，不要太浓，要加牛奶，但不要小盒装的牛奶！”在我给她翻译的时候，她觉得很奇怪，她说得那么清楚，怎么别人会听不懂呢？咖啡，牛奶，不要太浓，我的上帝，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懂得这几个词呀，难道不是吗？她觉得这些意大利人很和善，可是理解力成问题。

这个晚上就在不寻常的平和气氛中过去了。当我们两个在不属于自己的空间里的时候，彼此之间就是另一种气氛。我看出来她已经很疲倦了，就把她送回旅馆，自己又出去了一会儿，到酒吧里喝了几杯，想一些事情——想她，想我，想弗洛拉，想我们所有人对生活的期待和生活对我们的打击。我们真的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什么吗？还是只能听天由命？我忽然发现自己也像她一样，脑海里浮现出了诗句：“这样一个生命之神会无缘由地编织地毯吗？痛苦是一种闪念犹如五彩的图案，而所有苦难的表情都不过是装饰？”[7]我想，看啊，我们两个比我们以为的要相似得多。有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