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两天我会打电话过来。阿尔玛，别草率行事。”

她吻了阿尔玛，跟起居室的男人们告了别，就走了。阿尔玛听到她汽车的启动声，她无论喝多少酒都亲自开车，她非常害怕落到那些——用她的话说——种族主义、鲁钝和充满仇恨的出租车司机手中。

阿尔玛关掉厨房的灯，一切都明天再收拾。明天。本在起居室告诉乔纳森，他想投入二十万马克购买新西兰元。阿尔玛没有说晚安，而是走进了客房，和衣倒在床上。她闭着眼，思索着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她突然感到惊奇，以前认为重要的如今毫无意义，也就是说，现在她觉得重要的，有朝一日同样可能被证明是没有意义的。一切都是个时间点问题。

“我去巴黎，”在最终睡着前她这么想，“我去看望亚尼克和他的孩子们，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说到底生活就是个谜，是个秘密，而且没有谜底。幸福，阿尔玛想，幸福就像旅馆壁纸上的阳光，乔纳森说的没错。

鲍里斯·贝克尔挂拍时

1999年6月30日，鲍里斯·贝克尔最后一次参加温布尔登网球赛。他输了，然后他说“告别的时刻到了”和“幸好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都料到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但当这天真的到来时，大家仍旧难免抓狂和目瞪口呆。再也看不到我们的鲍里斯在网球场叱咤风云了！我们中的大多数对体育根本不感兴趣，对网球就更是如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5500万人，”文策尔总说，“而我却该关心谁在网球世界排名第三？别给我添乱了。”

其实我们唯一认可的民族体育运动是足球，世界杯足球赛时我们碰头的酒馆一场不落地转播，而且大伙儿还赌很高的输赢。可是鲍里斯·贝克尔逐渐令我们着迷，他是个红头发的少年，眼睛与睫毛颜色都很浅，突然作为网球选手就脱颖而出了。这小家伙胖乎乎的，有点儿笨手笨脚，看上去并不是那种特别机灵，穿着白色短袜的、典型的有钱人家的网球小童星。我们看着他长大成人，当了冠军，迷人、自信、优雅和自主。偏偏是这位条顿人中最金发[17]的他娶了一位黑肤色的妻子，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我们喜欢他赢球时的欢呼，若是他绝望地把球拍扔到地上，大喊“该死”，我们则和他一样痛心。因为他上网，所以我们也上网。不能再看见他，至少不能看见他穿短裤、攥着拳头——无论是出于愤怒还是因为高兴——奔跑，我们的心都快碎了；因为他还说了：“明年我还会来，但会穿西装、打领带。”现在他退役了，因为他知道是该退场的时候了；而我们这帮跟他一起变老了的，要比他老得多的人，却仍旧坐在我们一直坐的老位置上。想当年我们接受了他，与他一起度过了许多年时光，现在他就那么走了，把我们留在了这儿。我们的感觉就像空巢老人，孩子们长大成人终于离开了家，犹如用看不见的字迹在门上写：“现在你们老了。”

那是一个星期四：闷热、无聊，铅一般沉重的一天。雷雨将至，我带着一捧采自花园的鲜花，骑车去墓地给母亲扫墓，扔掉枯萎的旧花，摆上新鲜的新花，再次请求她原谅一切。她一如既往地不理睬我，其实我还有很多事想跟她商量。可我们错过了机会，现在她的骨灰装在一个黑色的价值685马克的骨灰罐中，埋在这里，我们在上面种了白玫瑰、薰衣草和紫罗兰，她在花下沉默不语。我知道她在这个日子肯定愿意最后再看看鲍里斯·贝克尔，她也喜欢他，凡是刊登了他消息的报纸，她悉数购回。奥贾兰被判死刑会让她情绪激动，因为他也招她喜欢。“流氓，”她说，“可他是对的，几百年来库尔德人就一直被出卖，所有人都出卖他们，特别是土耳其人。你怎么看？”我说我看不透这些事，她就像往常一样叹道：“你说我们让你上大学有什么用。”

第一次中风前，她一直头脑清醒、注意力集中并具有批判精神。那次中风使她的半个大脑处于瘫痪状态，第二次中风则顷刻把她变成了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这还是不久前的事，我还没有领悟到死亡到底有多沉重，也没有从那场必须看着亲人死去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其实我每天晚上都把自己灌醉，为的是能好歹度过那漫漫长夜。时间并不能让所有的伤口愈合，时间就是伤口。

这天晚上我仍旧骑车前往我们的老酒馆，酒馆门上方绿色霓虹灯闪出的字是：“放下一切！”门的右侧有一条老的喷上去的涂鸦标语：“向法西斯宣占！”喷的人把战字的“戈”忘了，但只要观点正确，稍微写错一个字又算得了什么。这条标语下面还有用粉笔写的，已经被冲洗掉的“抱起团来吧”，让人看着很感动。

他们都已经坐在酒馆里了，正在谈论鲍里斯。

“告别的时刻到了，”文策尔气愤地说，“简直胡扯，留下来的时刻到了！在这个到处可见愤青、自以为是的城里人的时代我们需要你！弗里茨，再上一圈酒。”

弗里茨又给大家上了一圈酒，情绪沮丧，因为他和老婆吵了架，这老婆是跟他分居以后才正式成为他老婆的。他们一起同居了十年，共同经营起这家我们大伙儿喜爱的小酒馆，在大伙儿帮助下还养大了女儿拉蒙娜。然后：一切结束，当她的公猫在家门口被车轧死那天，她出人意料地把他赶出了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