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餐桌旁坐好，海蒂又问起我今天的工作。

“不错，”我说，“你呢？”

“我讨厌豆子。”佐伊舀起一勺汤的时候一本正经地说，然后倒回碗里。客厅的电视被调成了静音，我们都把目光转向屏幕，拼命通过唇语读出今天的晚间新闻。佐伊蜷缩在椅子里，拒绝吃饭。她和海蒂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圆脸、卷发、棕色的眼睛，包括像丘比特的弓一样的嘴唇和翘鼻子上的少许雀斑，几乎一模一样。

“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海蒂问。我心里很排斥，不想回忆一天的事情，不想听她的故事——寻求庇护的苏丹难民和不识字的成年人——让人感到压抑。我就想安安静静地看唇语新闻。

但是，我还是告诉她，我尽职尽责地给客户打了一个电话，起草了一份购买协议，另外和香港客户有一个早得荒唐的电话会议，凌晨三点。当时，我从我们的卧室爬起来，溜进办公室打电话。电话结束后，我洗了一个澡，然后去单位上班。又过了很久，海蒂和佐伊才起床。

“我明早去旧金山。”我提醒她。

她点点头：“知道。多长时间？”

“一晚。”

然后我问起她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她讲起一个六个月前从印度移民到美国的年轻男子。他住在孟买的贫民窟，准确地说是达拉维，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之一。海蒂告诉我，他在自己的家乡每天挣不到两美元。她告诉我他们的厕所有多稀少又有多遥远，所以当地人就在河里解决。她教这个叫阿卡的年轻人语法。这可不容易。她对我强调说：“英语是很难学的。”

我说我懂。

我老婆的心很软。当年求婚的时候，这的确是个值得赞赏的优点，但是结婚十四年后，“移民”和“难民”这两个词总是刺痛我，我坚信比起对我的关心，她更关心他们的幸福。

“你呢，佐伊？”海蒂问道。

“恶心。”佐伊瘫在椅子里，盯着肉汤，仿佛对着一堆狗屎一样嘟嘟囔囔地回答。我笑出来。至少这是实话。我想重新回答刚才的问题，我这一天也过得很恶心。

“怎么嘬2？”海蒂问。她这么说让我心生爱意。这种非常规的用法很有喜剧效果，海蒂只有在提到棒棒糖和吸管的时候才会说“嘬”。接着她问：“你的汤有问题吗？太烫了？”

“我告诉过你了，我讨厌豆子。”

如果是五年前，海蒂会给她讲印度、塞拉利昂或者布隆迪的儿童难民。但是，最近想让佐伊吃点东西简直成了一项任务。她要么对什么都没有食欲，要么就嫌脂肪太多，比如说肉类。所以，我们现在吃这种碎“饲料”。

我的公文包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