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他的婚戒。当我提到佩茜·克莱恩的时候，她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佩茜·克莱恩的死给我妈妈十几岁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歌《疯狂》和《午夜慢步》是我童年的一部分，我眼前出现了爸爸和妈妈在客厅里棕色的地毯上，手挽手，脸贴脸，翩翩起舞的画面。

“那枚戒指，”杨柳指着问，“是他的？”我回答：“是的，是他的。”

然后我莫名其妙地对她讲起我和克里斯为了找到一条配它的项链而付出的种种辛苦。很难般配，我不能接受差不多，爸爸也不会同意。克里斯订制了一条项链，这条项链花了他一千美元。

“这么多钱可以买电视了，新电脑也行。”他说，“度假也够了。”

但是我说不行，我必须有一条项链。

爸爸去世后我一直失眠。那天，我站在珠宝街的沃巴什店里，疲惫的眼里尽是泪水。我对克里斯说：“这枚戒指，是爸爸留下的全部，其余的都不在了。”

我没告诉杨柳我爸爸去世后我有多么消沉。他离世时平静安详。他死于肺癌扩散，在他知道的时候，小细胞肺癌已经转移到了脑部、肝脏和骨头。我没告诉她，我爸爸拒绝治疗，不戒烟。红色万宝路，每天半盒。我没告诉她，我爸爸下葬的时候，妈妈给他带了一箱红色万宝路和一个柠檬绿色的打火机，让他死后用。

但是我给她描述了安葬爸爸那天的情形。那是一个秋意正浓的日子，我们把爸爸埋在了教堂旁边的墓地里，一棵前夜刚刚变成橘色的枫糖树下。我告诉她抬棺材的人是怎么抬着棺材走出教堂，翻过一个松软的小山走到墓地的。昨天夜里下过雨，地面湿滑。我给她讲了我怎样搀扶着妈妈跟在棺材后面，我不能让她滑倒，更主要的是我已经埋葬了一个亲人，不能再失去另一个，我不能放手。我告诉她，我们看着爸爸被放低再放低，接着我们把淡紫色的玫瑰放在棺材上。妈妈结婚那天也捧着那种淡紫色的玫瑰。

这时候，杨柳才用倦怠的矢车菊似的的眼睛注视着我，然后说——用人们说痛恨侵略者或者纳粹的口吻，好像他们真的惹全人类仇视，而不仅仅像人们说讨厌烧焦的爆米花的味道或者嫌弃胖女人的肚子那样——“我恨玫瑰。”我极力克制自己，提醒自己：各有所爱。我刚才的自白看起来适得其反。

然后，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我以为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的时候，她说：“我妈妈死了。”

她说“死”字的时候犹犹豫豫，似乎不能确定她是不是死了，仿佛只是有人像说“小事一桩”或者“小菜一碟”那样随口告诉我她妈妈死了。没有前言后语，无法证实。或者这个词对她有什么特殊含义。

“怎么死的？”我问。可是她没回答。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