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里就有一个，我一清二楚，店面在克拉克街上挂着牌子：收购黄金。我心想是那个下午，我打盹的时候。她在我睡觉的时候当掉了戒指？不对，我今晚才把项链挂在钩子上，然后我吻了佐伊，和她道晚安，调暗灯光，收拾厨房，打开电脑工作，不是工作，是假装工作。

难道是昨天晚上？我突然恍惚了，分不清是哪天，搞不清是怎么回事了。

反正我确信是她拿走了戒指。

“你卖了多少钱？”我突然又问，她没有出声。我重复道：“你把我爸爸的戒指卖了多少钱？”我想，五百美元？一千美元？我一直攥着瑞士军刀，大拇指不自觉地捋着刀刃，直到被割出血。我没感觉疼，但是我看到血，一滴，两滴，从紫睡袍里渗出来。

她开始满屋子收拾自己的东西——奶瓶、奶粉；她从书房里把破仔裤、系带皮靴、军绿色的外衣和旧皮箱拿到客厅，拉到门口，堆成一堆儿，阴沉着脸对着我，她眼神里虚伪的绝望已经被坚忍所代替。

她走过去抱起地板上的婴儿，我突然妥协了。

看在我死去孩子的分儿上，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嘴上说的是：“你照顾不了她。你和我一样心知肚明。如果没有我，她可能已经死于感染。”

尿路感染不及时治疗将导致败血症。

没有治疗，谁都得死。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医生说的，不是吗？是医生告诉我们的，她要知道婴儿这样情绪焦躁和发烧持续多久了。

“一周，也许两周。”杨柳懊悔地说，我打断她的坦率说：“就几天，亲爱的，不到一周。”如果医生知道我们让炎症持续了好几周，而且任凭她发烧，我知道她会怎么想。在俗气的诊室里，我抬眼看了一眼医生，评论杨柳说：“她特别没有时间概念。小孩子，你懂的。一天，一周，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区别。”这位医生，可能也是一位十几岁孩子的母亲，也许她的孩子也在走进青春期，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几天，撒谎成了家常便饭。自然而然的、不假思索的，以至于我都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

“如果你带走婴儿，”我说，“我正好报警。危害儿童，附加盗窃。在这里，她更安全，和我在一起。”

她需要明白婴儿和我在一起更舒适。“我遇见你的时候，”我提醒她，“她在发烧。屁股上有疱疹，皮肤上有湿疹。她已经好几周没洗过澡。你们都没有食物。她没有体温过低、饿晕了或者死掉真是一个奇迹。”

“而且，”我不动声色地挪到婴儿旁边，我想好了，如果需要我会为她一战的，我会从睡袍里掏出刀子，然后辩称我是自卫。

但是，我在她的眼里看出了退让，我不用出手了。婴儿，于她是个累赘、负担。我发自肺腑地、情不自禁地想要拥她入怀，我不能抱着她的时候，这种感觉煎熬着我。她是我的，全是我的。这种渴求从我的脚尖延伸进我的五脏六腑。

“你不能让一个婴儿拖累你。”我猜她很可能在逃避某人的追踪。是谁，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有这么一个人，男人或者女人，造成她脸上瘀青的那个人，我料定是这样的。

“你会照顾她的。”她说。不是疑问而是要求：我需要你照顾她。

我说我会的。我的表情柔和下来，为了婴儿，我脱口而出：“哦，我会的。”我承诺，我会好好地照顾她，像被奖励了一只小猫的孩子一样。

“但是我不能留你在家里，”我接着说，我的语气坚决，在照顾婴儿和杨柳必须离开我家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限，“你偷了我的东西，不可能再留在我家里了。”她反驳：“我没有——”我打断她：“走。”

我不想听任何谎言和抵赖，任何关于缺钱的借口，很明显，我不能任由她编故事骗我。简单极了，她拿了我爸爸的婚戒，卖给当铺了。

现在她必须走。

她没有和我说再见。反而又问一句：“你会照顾她，照顾露比吗？”她说得没有那么急切，也没有特别真诚，出于礼节，她必须在走之前确认婴儿会受到好的照料。她看婴儿的时候有一丝犹豫，不管怎么说，有短暂的犹豫。她的蓝眼睛里泪光盈盈，我告诉自己，没事。

杨柳走到婴儿身边，伸手抚摸她的头；走之前她小声说了再见，用袖子抹了抹虚情假意的眼泪。

“我会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她的。”我直截了当地说。她走了，我关上大门，锁好门锁。我站在飘窗前观察，确认她走了，消失在飘着四月冷雨的街道上。然后，我回到宝宝身边，完全沉醉在她胖乎乎的小脸蛋和柔软的头发里。她没长牙的小嘴绽放出一个灿烂的微笑，我心里念叨着：我的，全是我的。

杨 柳

不知不觉间我变成十六岁了。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周内。

冬天快过去了，我坐立不安地等待春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灰色的天空飘起雪花，像是某种噩兆。每次和马修坐车的时候我都冻得要死，握手服和运动鞋从来也不顶事。每次停车的时候，凛冽的寒风灌进车里。我的衣服大部分是裙子和约瑟夫的短袖上衣，我的腿总是赤裸裸地露在外面。

晚上，我躺在床上，只能凭借一件超大号的T恤衫和一层拼布的薄被取暖。我冻得发抖，满身的鸡皮疙瘩。当约瑟夫脱掉我的T恤衫的时候，身上的鸡皮疙瘩更是成倍地冒出来。

我想尽各种方法杀死他。我反复地想妈妈和“我爱你就像……”以此打消千方百计要收拾约瑟夫的想法：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用煎锅打他的头；趁他睡觉的时候放火，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