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我等了多久。”我说：“卡西迪。”虽然我不知道这话是制止还是鼓励，反正我无力地尝试了拒绝，但是我的心底有个声音尖叫着让我接受她，忘掉对海蒂不可磨灭的记忆，就让卡西迪如愿以偿吧，管她为什么而来呢。

她开始抚摸我，可是她的手冰凉，和海蒂的手有那么多的不同。它们急不可待又肆无忌惮，等不及熟悉就一下子冲进去，全速前进。她做的全不对，完全不是海蒂的做法。海蒂的抚摸是温柔的纵容。我发现自己在想海蒂，突然特别想海蒂。我希望在这儿的是海蒂，和我在一起。

我在猜如果海蒂知道现在的一幕会说些什么，会有什么感受。海蒂身心健康，有让人难以置信的慷慨大方；海蒂甚至不会用鞋子拍死蜘蛛。

“停！”我把她推开，开始的时候是温和的，后来变得强硬。“停，卡西迪，”我说，“我不能这么做。我不能这样对海蒂。”

我想要海蒂，我想海蒂。

我想我的妻子。

卡西迪郁闷地盯着我说：“开什么玩笑，克里斯。”她这样说不是因为感情受到伤害，而是我的拒绝让她感到尴尬。“海蒂？”她问。她瞪着我，蓝色的大眼睛，小狗一样的眼神，噘着嘴说出我妻子的名字，好像海蒂低她一等似的。

卡西迪不是不能相信她被拒绝了。

她是不能相信因为海蒂她被拒绝了。

我想念海蒂和她的好、她的优点。我想念她对流浪猫、文盲和那些我说不上名字的国家里的孩子们的关爱：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巴林……

我不能总站在那儿，在房间里，和卡西迪一起。我的耳朵里突突地跳，双手湿冷，找不到重心。我伸脚穿上门口的休闲鞋，身后卡西迪呼唤着我的名字，她笑着说着“别走”。我出现幻觉了，眩晕。我伸手扶住墙，卡西迪还在叫着我的名字，提醒我她的存在，好像这样可以让我回心转意似的。

17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档游戏节目，1972年开播。

杨 柳

我告诉弗洛雷斯夫人约瑟夫每天给我送两次饭，然后再每天两次把饭端走。我告诉她他不许我出去，即使小便也不可以出去。他会进来给我倒便盆（但是倒不掉房间里的尿味儿）。他会每晚过来，打开锁，推开我卧室的门，命令我脱掉衣服。

我告诉她，每天晚上，他回去睡觉以后，我都去检查门是不是锁好了。

我告诉她我整天坐在屋里祈祷有一天他会忘了锁门，但是日子还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我告诉她，自从马修一瘸一拐地走出门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我告诉她，我也没见过艾萨克，虽然我听见他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知道他在，他在我再也看不到的世界里进进出出 。

我告诉她我从卧室的窗户看见外面的雪融化了，在便道和坑坑洼洼的马路上汇集成了一片片水洼。

我告诉她，我每天可以离开房间一次去大便。我告诉她约瑟夫是怎么站在走廊里监视着我。我告诉她有一次我没来得及去厕所，约瑟夫是怎么让我在上面坐了好几天，直到我的屁股像婴儿一样长满湿疹。我告诉她他哈哈大笑，后来，我听见他和艾萨克取笑我拉裤子的事情。

我告诉她，有一天晚上，老天开眼，约瑟夫离开我的房间后忘了锁门。我坐在床上，等着听金属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可怕的声音，可是一直没有响。只有他走路时地板咯吱咯吱的响声和他蠢笨的身体压在床上时沉闷的声音，以及床垫子里的弹簧吱扭吱扭的叫声。我至少等了一个小时，确定之后我才敢从床上爬起来，蹑手蹑脚地走在冰冷的房间里，颤巍巍地握住铜把手，拉开了门。

我告诉弗洛雷斯夫人，我在厨房的抽屉里找到一把刀，一套十二件餐具里最大的一把刀，主厨刀，至少有20厘米长。我告诉她我站在漆黑的厨房里，凝视着远方暗淡的月光，思考着，虽然根本没必要考虑，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房子里一片寂静，只能听见火炉里的嘶嘶声和管道里水流的声音。

但是，真的，我一无所知，因为那晚，在马修来之前，我没有走出房间一步。

我告诉她，我踮着脚尖走进卧室看见约瑟夫睡着了。我盯着大床上他恶魔一般的身体，听着他的鼾声。弗洛雷斯夫人飞快地在纸上做记录，生怕记错某个细节。我走近床边的时候，约瑟夫睁开眼，地板的吱吱声吵醒了他。他直挺挺地坐起来，眼睛里没有恐慌，而是迷惑。他嘟囔着，“你怎么……”我把主厨刀刺进他的胸膛。“你怎么从房间里出来的？”他想说，但是我没给他机会。我是这么告诉她的：他的眼睛和嘴巴都张开着，我拔出刀再捅进去，一次接着一次。他的手无能为力。他们说我一共刺了六刀，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不过，当然了我怎么可能知道，因为那晚，我根本没进约瑟夫和米利亚姆的房间。

我知道，但是我却没有告诉弗洛雷斯夫人的是：一个人年满十八岁，作为成年人要接受审讯，而一个十六岁的人，像我一样的人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他们知道了，知道了真相，我也不会有马修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小的时候和爸爸一起看过一个新闻片，讲的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杀死了她的亲人。爸爸说成人进监狱，小孩子有时候可以免受处罚，是的，如果他们没有被处决的话。我记得当时我问爸爸：“被处决是什么？”他没说，所以我一直不知道。

“米利亚姆呢？”弗洛雷斯夫人问。

“米利亚姆怎么了？”

“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