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一次对斯特莱克说：“要是琼说的没错，我最后真的下了地狱，我会发现地狱就是圣莫斯的星期天。”

斯特莱克朝泰晤士河边走去，开始打电话。

“我是约翰·布里斯托。”

“不好意思，在周末打搅你，约翰……”

“科莫兰？”布里斯托的语气立刻变得友好起来，“没事，没事！你跟威尔逊谈得怎么样？”

“挺好的，很有帮助，谢谢你。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知道卢拉的一个朋友。卢拉在医院遇到的一个姑娘。名字好像叫蕾切尔还是拉克尔。卢拉死的时候，她住在位于哈默史密斯的圣埃尔莫收容所。你有印象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布里斯托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听起来非常失望，甚至有点懊恼。

“你找她干吗啊？唐姿说得很清楚，她听到楼上传来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不是把那姑娘看作嫌疑人，而是看作证人。卢拉曾约那姑娘在一家名叫瓦什蒂的服装店见面，就在她去你母亲的公寓见了你之后。”

“嗯，我知道，警方在调查报告里说了。我的意思是说——呃，当然，你有你的道理，但是——我真的想不出来她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听着——等一下，科莫兰……我在我母亲这里，还有一些其他人……得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

电话里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一句听不太清的“请让一下”。接着，斯特莱克再次听到布里斯托的声音。

“对不起，我不想在护士面前谈这件事。说实话，电话响的时候，我没想到是你，还以为是其他人打来的，要跟我谈达菲尔德的事。我认识的每个人都打电话来告诉我关于他的事。”

“告诉你什么？”

“你肯定没看《世界新闻报》。都写在上面，还配了照片：昨天，非常意外，达菲尔德突然来看我母亲了。门外挤满了记者，给邻居们造成了许多麻烦。我和艾莉森出门办事了，否则我绝不会让他进来的。”

“他去干吗？”

“问得好。托尼——我舅舅——认为是钱的事。不过，我舅舅老觉得别人都是来要钱的。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取得了对我母亲的代理权，所以他根本拿不到钱。谁知道他是来干吗的。值得庆幸的是，我母亲似乎没认出他是谁。我母亲在吃强效止痛药。”

“媒体是怎么发现他要去的？”

“问得太好了。”布里斯托说，“我舅舅认为，是他自己打电话告诉媒体的。”

“你母亲现在怎么样？”

“非常非常糟糕。他们说还能再坚持几个星期，但是——但是随时都有可能走。”

“真遗憾。”斯特莱克正走到立交桥底下。立交桥上车来车往，所以他提高了嗓音，“呃，要是你什么时候想起卢拉那个朋友的名字……”

“对不起，我仍然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对她这么感兴趣。”

“卢拉让那姑娘大老远从哈默史密斯赶去诺丁山，结果只跟人家待了十五分钟，就从店里出来了。她为什么不多待一会儿呢？她们吵架了吗？一个人突然死亡，跟死亡前后发生的反常事件可能有关联。”

“我明白了。”布里斯托说，“但是……呃，对卢拉来说，那种事并不算反常。我对你说过，她可能有点……有点自私。她可能觉得，只要象征性地露个面，就可以打发那姑娘了。她那人就是这样，对人经常只有一时的热情，你知道，动不动就把人撂在一边。”

布里斯托显然对斯特莱克的调查思路感到非常失望，认为他只顾盯着那个女孩。因此斯特莱克觉得最好提一下自己的进展，否则对方可能会觉得付他那么多钱不值得。

“还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明天晚上，我要去见伦敦警察厅刑事侦缉部负责此案的一位警官，名叫埃里克·沃德尔。我希望能拿到警方的档案。”

“太不可思议了！”听起来，布里斯托感到非常惊喜，“你真是进展神速啊！”

“呃，我在伦敦警察厅有点关系。”

“那你就能知道与那个神秘人有关的情况了！你看过我整理的材料吗？”

“看了，非常有帮助。”斯特莱克回答。

“对了，我正在联系唐姿·贝斯蒂吉，打算这星期约她一起吃个午饭。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跟她见个面，亲自听听她的证词。到时候我给你的秘书打电话，可以吗？”

“好极了。”

挂掉电话后，斯特莱克想：虽然负担不起，但雇个打打杂的秘书还是有必要的，可以给客户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开的是正规的侦探工作室。

收容流浪者的圣埃尔莫收容所原来就位于吵闹的混凝土立交桥背后。那栋房子与卢拉位于梅菲尔的房子属于同一时代，也由红砖砌成，但与卢拉的房子简直有天壤之别：整栋楼看着毫不起眼，比例失调。白色的墙面简陋得多，而且脏兮兮的。没有石砌台阶、花园；周围也没有同类的房子，只有孤零零的一栋；破旧的大门直接对着马路，窗台油漆斑驳，看着好像无人居住的废楼。浮躁的现代都市不断蚕食周围的空间，逼得那栋楼可怜巴巴地缩成一团，显得格外扎眼。立交桥就在二十码之外，上面几层楼的窗户直接对着立交桥的混凝土护栏和连绵不绝的车流。而且一看就知道这里是慈善收容所：大门边安着巨大的银白色门铃和对讲机，门楣上挂着个丑陋无比的黑色监控器摄像头，摄像头罩着铁丝框，拖着几根电线。

一个年轻姑娘站在大门外抽烟：面容憔悴，嘴角长着疮，身穿脏兮兮的男士套头毛衣，好像套了个麻袋。她背靠着墙，茫然地望着离她只有五分钟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