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的年轻女人。她是本地人，家住西郊的一个乡镇，自己和丈夫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具体情况是：她在2009年9月的一个傍晚，把自己四岁半的儿子扔进了河里，导致儿子溺亡。

见面时，她一直低着头，不时地咬着手指，偶尔发出几声阴冷的笑。主管干警告诉我，这种状态算是好的了，赵冬梅平时经常发神经（发疯），不是跟狱友打架，就是拿头撞墙，还总是寻找机会想要跳楼。监狱不止一次地向法院提出对她进行精神鉴定，但法院的态度很明确：入狱前，赵冬梅已经接受过多次精神鉴定，不存在任何影响服刑的精神问题。

当时，我和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交流，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说她听。被问到为什么要淹死儿子时，一直沉默的她突然开了口，说，不为啥，我就是想把他扔到河里。我问，你很讨厌你儿子么？她情绪顿时激动起来，挥舞着双手说，他是我孩子！是我的命根啊！我咋会烦他！咋会不爱他！我反问，既然你爱他，为什么还要杀他？她疯狂地抓着凌乱的头发，大声嚎叫道，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想把他扔到河里！

后来，我想办法查到了和赵冬梅杀子案有关的资料。无论是面对警察的审讯，还是面对法官和公诉人的质问，赵冬梅的说法都完全一致：她爱自己的儿子，但就是控不住想要把他扔到河里淹死。从孩子两岁半时开始，这种想法就一直困扰着她，她努力抗衡了两年，最终付诸行动。

同样一致的是，无论警方、法院还是监狱方，对赵冬梅匪夷所思的说法都不予采信，认为她意图掩盖真正的杀人动机。

听完我的讲述，叶秋薇说：“就以赵冬梅为例——张老师，你相信她的说法么？”

我说：“她说话倒是带着诚恳，我是想相信她的。可是，她既然爱儿子，为什么会产生淹死儿子的强迫思维呢？这真的让人难以理解。”

“因为恐惧。”叶秋薇说，“她是不是有过险些失去儿子的经历？比如儿子遇到过生命危险，或者遭遇过拐卖？”

我一愣：“对、对，她儿子曾经被拐卖过，后来被解救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秋薇又说：“她儿子被解救的时间，应该在2007年9月左右。”

我深吸了一口气，眉头紧皱。

当年，因为赵冬梅的说法过于怪异，我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因而对她的案子及其个人进行了深入了解。关于她儿子被拐卖的经历，我至今仍印象深刻：赵冬梅的儿子出生于2005年3月，于2006年10月遭到拐卖，又于2007年8月末被警方解救，回到母亲身边。

紧接着，叶秋薇又问了一句：“出事的那条河，应该在赵冬梅家附近吧？她儿子肯定经常到河边玩。”

她的说法，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我一时无语，只是默默点头。

“我基本明白赵冬梅的问题所在了。”她不紧不慢地分析道，“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比失去孩子更可怕的事。失去儿子近一年的经历，在赵冬梅心中埋下了深刻的恐惧——她一定非常害怕再次失去儿子。失而复得后，她一定对儿子更加疼爱和珍惜，这并非纯粹出于母爱，也是出于对失去儿子的恐惧。所以她说自己非常爱儿子，绝对是发自肺腑。”

我依然默默点头。

“回到母亲身边时，孩子已经两岁半，正好进入了男孩最顽皮的年龄阶段。”叶秋薇继续分析，“他一定经常跟村里其他孩子到河边玩，或许还见过大孩子们下河游泳，内心对河水充满好奇。正因如此，赵冬梅应该也不止一次地见到儿子出现在河边，并因此对儿子的安全产生严重忧虑。她一定尝试过对儿子进行安全教育，但一来，农村地区的安全观念相对薄弱，二来，小男孩顽皮起来，父母是很难管的——更何况，孩子还有过被拐卖的经历。所以，赵冬梅的安全教育几乎起不到作用，孩子还是毫无顾忌地去河边玩耍。孩子随时会掉入河中出事的事实，加剧了赵冬梅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儿子的恐惧。这种恐惧愈演愈烈，等她无法承受，就会催生出一种十分微妙的心理。”

“就是亲手把孩子推下水的冲动？”我仍然不太明白，“为什么？”

“心理的自我保护。”叶秋薇说，“长期的恐惧，对心理来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为了避免崩溃，心理会自发地想尽一切办法消除恐惧。安全教育无用，儿子经常出现在河边的事实无法改变，对赵冬梅的潜意识来说，只有一种消除恐惧的办法，就是亲手把儿子推下河。儿子一死，她的心理就只需悲伤，不必再因为随时可能失去儿子而感到恐惧了。这就是我所说的逆向强迫——通过消除恐惧载体本身，达到彻底消除恐惧的目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心理的自我保护，会让人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

“所以我才说，逆向强迫十分极端，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强迫思维的阶段。”叶秋薇说，“就像赵冬梅，她也是经历了长达两年的逆向强迫思维折磨，最终难以承受，才将思维付诸实践的。”

我点点头：“原来如此。和同性发生性行为、杀死自己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