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他和法勒船长都是这条船的大股东；在这些港口，其他股东有时是一些拿退休金的老人、寡妇、没爹的孩子和大法官监护的未成年人；每个人拥有的股份价值仅仅相当于船上的一块木头、一尺木板或是一两根钉子。楠塔基特人将自己的钱投资在捕鲸船上，就如同你购买国家批准的回报丰厚的股票一样。

比勒达和法勒，还有许多其他楠塔基特人，都是贵格会信徒，这个岛屿起初的定居者就属于该教派；迄今为止，岛上居民总体上还保持着罕见的贵格会特性，只不过由于外来的异质事物而具有了各种变化，多少变得有点反常罢了。同样是贵格会信徒，其中有些人却是所有水手和捕鲸者当中最嗜血残暴的人。他们是好战的贵格会，也是喜欢复仇的贵格会。

因此，他们当中就有这样的惯例，以《圣经》人物为名——这是岛上唯一普遍流行的风尚——从小就自然而然地吸取了贵格会的习语，庄重而戏剧化地把“你”称作“汝”。尽管如此，这些经久不衰的特性，和他们后来在鲁莽勇敢、无拘无束的冒险中形成的千百种彪悍的性格，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与北欧海上之王，或是具有诗意气质的罗马异教徒相比也毫不逊色。当这些东西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他便具有了超凡的力量，闻名世界的大脑和沉重的心，同时还具有在最遥远的海域，在北方从未见过的星空下面，在许多漫长夜晚守望的那种沉静和孤绝，如果这些能引导他进行无视传统的独立思考，从大自然那纯洁无染、自觉自愿和满怀信任的心胸，接受所有或甜蜜或野蛮的新鲜印象，从而主要地凭借这些，也凭借某些偶然优势的帮助，去学习一种勇敢无畏的高尚的语言——这个人就会成为整个国家中独一无二的人—— 一个为崇高悲剧而生的强大的历史性人物。如果从戏剧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出身或是环境，都丝毫无损于他本性深处的那种近乎任性专横的病态意志。因为所有悲剧人物的伟大都是由某种病态造就的。相信这一点吧，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所有凡人的伟大都不过是病态。但是，我们还用不着与这样的人打交道，我们要打交道的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种人，这种人如果确实与众不同，那也只是从贵格会信徒性格的另一面生发出来的，且由于个体环境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罢了。

和法勒船长一样，比勒达船长也是个富裕的退休的捕鲸手。不同的是，法勒船长对于所谓重大事情毫不在乎，而且实际上把这些彼此雷同的大事当成了微不足道的琐事——而比勒达船长不仅原先就受过楠塔基特贵格会最严格的教育，而且他随后的航海生涯，他环绕合恩角航行所见到的那些赤裸可爱的岛民——都丝毫没有改变这位土生土长的贵格会信徒，甚至连他背心上的一个角都还是老样子。不过，尽管一成不变，比勒达船长却缺乏可敬的法勒船长身上那种大家都有的一致性。虽然，由于良心上的不安，他拒绝拿起武器对抗大陆来的入侵者，可他自己却毫无限度地入侵了大西洋和太平洋；他虽然誓死反对人类的流血斗争，自己却身穿紧身上衣，一次又一次地让鲸鱼流血。在他耽于沉思的晚年，这位虔诚的比勒达如何与回忆中的这些事情和解，我还不得而知。不过，他似乎也不太在意，很有可能早已得出了下面这个明智的结论，一个人的宗教是一回事，这个现实的世界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个大家可以分得红利的世界。从穿着最最土气的浅褐色短衫的小船童，做到穿鲱鱼肚色的宽背心的标枪手，再成为小艇领班、大副、船长，最后成为船东；比勒达，像我前面说的那样，已经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彻底退休，远离了动荡的生活，在受人尊敬的六十岁的年龄上，安度晚年，静静享用他丰厚的收入。

不过，我要遗憾地说，比勒达却有着一个不可救药的老守财奴的名声，在他出海航行的那些年头，他更是一个苛刻严厉的工头。在楠塔基特，人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尽管这故事显得有点奇怪，说的是他驾驶那艘老“卡特古特号”捕鲸船的时候，他的水手们返航回家，一个个全都筋疲力尽，狼狈不堪，大部分都是从岸上直接抬进了医院。对于一个虔诚敬神的人，尤其是一个贵格会信徒，至少可以说，他的心肠实在狠了点。不过，人们说，他从不责骂手下的人；可不知怎么，他总能迫使他们没完没了地为他卖苦力。在比勒达还是大副的时候，只要他土黄色的眼睛专心地看着你，就会让你忐忑不安，你只能抓起什么东西——锤子也好，穿索针也好，去发疯般地干活，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总之不管是干什么。偷懒耍滑、游手好闲，在他面前荡然无存。他本人就是功利主义性格的完美化身。他身材修长枯瘦，没有任何赘肉，也没有奢侈的胡子，下巴上只有一缕柔软而经济的细毛，就像他宽边帽上磨损的绒毛一样。

这就是我随法勒船长下到船舱时所看到的坐在船尾横木上的那个人。船舱的空间很小，就在那里，笔直地坐着这位比勒达老头，他总是这样坐着，从来也不向后靠，省得磨坏上衣的后摆。他的宽边帽放在旁边，两腿僵硬地交叉着，土黄色上衣一直扣到下巴，鼻子上架着眼睛，似乎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一本大厚书。

“比勒达，”法勒船长叫道，“又在看书了，比勒达，嗯？据我所知，这三十年你一直在研究那些经文。你研究到哪儿了，比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