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那事情当然还没结束，甚至短期来说更暴烈更尖锐，包括一群失业的间谍、失业的技艺、失业的神圣幻觉、失业而且极可能已来不及转行的半辈子志业云云。这里有一个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机，一个早已预期但居然就来了的措手不及噩梦成真。

“公园池塘结冰了，野鸭子要往哪里去？”—这个小说家塞林格昔日在纽约中央公园问的傻问题，如今抛掷到勒卡雷手中了。

当然，除了写出《史迈利的告别》（The Secret Pilgrim）等这样的后“冷战”小说孤独留在欧陆的间谍战场废墟上数尸体，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欧洲，像他尊敬的前辈格林一样，到犹有战火犹有冲突斗争犹有间谍在其中偷鸡摸狗的所谓第三世界去—从勒卡雷的写作年表来看，这个出走早在“冷战”正式告终前就已展开，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苏两方的政治军事高层，更有资格提前看到“冷战”的终点。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围墙拆除作业七年时间，便开启了勒卡雷小说的出走序幕。

因此，有意义的改变不是对抗的终结，不是间谍此一古老行业的就此消失，人间没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战”更炽烈更狂热的战争仍此起彼落，人们仍旧荒谬地仇视并狙杀陌生的彼此，有意义的改变远比这个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说少了“冷战”那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奇怪大氛围，间谍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渗透追猎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间。比方说战争配备及其形态的变化，间谍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应地变化或进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业的幻象，更像个训练有素的杀人佣兵，或更像个操作精密机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云云。这才是后“冷战”间谍小说家得面对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于伦敦市街那些潦倒虚无但不失优雅的老式英国间谍可能得从此凋零，默默隐入他们非得适应却永远适应不良的广漠正常人世界从此消失，这则是勒卡雷终究要去面对的。

我个人不是个重度的间谍小说读者，小说的世界中，我总有一个反数学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于整体。一个顶尖的小说家，对我而言，也比十个廿个二流小说家乃至于整个书写领域的成败更重要，因此我关心并乐意持续追踪勒卡雷，优先于我对间谍小说未来书写的关注。

今天，勒卡雷犹无恙，2004年他仍交出《挚友》（Absolute Friends）一书，这样，间谍小说是否随“冷战”终结这个问题我便可当它不存在了。我们仍可幸福地阅读勒卡雷，并安心地静静等待他日下一个勒卡雷的出现。

[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后

三十岁时，我在一种极端秘密的状态下写出了《柏林谍影》，我当时身处一种强烈的个人重压之下，那种重压他人根本无法分担。作为一名在英国驻联邦德国（西德）首都波恩使馆里冒充为初级外交官的情报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个秘密，而对我自己而言，大多数时间里我也是个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了两部小说，都是以笔名发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经过了我所供职的机构的许可。经过漫长而深入的审查后，《柏林谍影》也被许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这部作品未能获得出版许可的话，我之后会做些什么。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审查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强，但最终还是正确地认定，这部书从始至终都是虚构的，与个人经历无关，而且相应地，也不会造成安全问题。然而，世界范围内的舆论可不是这么认为，他们异口同声地判定，这部书中的故事不仅是真实事件，还更传递来自另一个“冷战”阵营的信息。被这一论断吓坏了的我怀着敬畏观察事态的发展，随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家宣称这部书里讲的是一个真实事件，这部书逐渐登上了畅销榜，并在榜单上停留了很长时间。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渐演变为了一种无力的愤怒感。

愤怒，是因为自从我的这部小说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会永远被看作一名间谍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仅仅在那个秘密的世界里做过一丁点事情并把这些写下来的正常作家。

但当时的记者对此完全不知情。对他们而言，我是一名凭空冒出来的英国间谍，讲述着间谍世界的真实景象，我越否认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谜团。

偏偏我的小说读者们都深深地迷恋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来点儿007以外的新鲜故事，于是这个谜团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这时我受到所有作家梦寐以求的关注，可唯一的问题在于，我压根儿就不相信那套让我获得关注的宣传说辞。虽然我未作任何反对，但我仍然不喜欢。可即便我想反对，我也说不出什么能改变这一趋势的东西。而且我也不确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对。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国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一直是国家机密，这绝对无可指摘。任何泄露情报人员身份的行为都是犯罪。而情报机构则可能会在他们认为合适时选择泄露出一个名字。他们或许会展示一两个情报巨头来让我们小小见识下他们的无所不知和开放度—他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前情报机构成员的身份被泄露出来对他们而言只能意味着灾难。

不管怎样，我都有我自己的顾虑。我和之前的雇主没有任何过节，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颇为融洽。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