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认为我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否则我就不会在几年之后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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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谍影》的价值—或是它的过错，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了—并不在于这部小说是真实事件，而在于这个故事让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过故事里的梦魇，因为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当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会将其丢弃呢？我在书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头目—我给他起名“掌控”—对答案毫不怀疑：

在我看来，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实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会像你的敌人那般残忍无情，不是吗？

今天，还是这个人，牙齿和头发打理得更加精致，衣着更为考究，在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般的非法战争辩解着，在为使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手段作为21世纪首选审问方法提供正当的理由，或是在捍卫精神变态持有半自动武器的权利，以及给使用无人飞机毫无风险地刺杀某位假想敌及其周围任何不幸的人寻找借口。或者，作为某个公司的忠实雇员，正向我们保证，吸烟不会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银行机构来为那里的公众利益服务。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学到了什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约翰·勒卡雷　2013年4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议，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说原始文本里显眼的矛盾之处，和——我敢说吗？——不合适的地方。我拒绝了。对我来说，它们是光荣的伤疤，对或不对，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还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作生涯的入口处。

约翰·勒卡雷　1998年10月

[前言]

《柏林谍影》是我的第三本书，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该书的写作实际上是偷偷进行的，直到书籍得以付梓。当时我还在从事秘密工作，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该书出版后，以往那种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永远离我而去。无论我怎样努力，譬如全家隐居到希腊的一个僻静小岛上，都再难回到以前。可以说，《柏林谍影》是我在不显山露水的情况下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无论利弊，我的写作生活自此都将公开进行了。对出版业来说，今后也不会再有所谓的“小”勒卡雷书付印，因为匿名出书毕竟是所有称职艺术家所爱恨参半的非正常活动。

该书大约在五六周的时间内写完，非常地匆忙。那时我在柯尼希斯温特区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利用早上的点滴时间和工作间隙进行写作。甚至在莱茵河汽车轮渡上，我也在汽车方向盘上写一会儿。有时候阿登纳总理的防弹大奔驰车（要么是宝马车？）就停在我旁边，我曾看着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办公楼。当我报告说他目前所读的报纸种类时，外文部新闻司里总会一片哗然，英国大使馆的新闻处总是轻率地断言，是哪个主要撰稿人在影响着这位伟大的人物。我对此表示怀疑，事实上早就没有什么人能对他施加影响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对，他有时会对坐在挂外交牌照小车里的我报以微笑。但那时的他身负重任，很少会表现出常人那样的神态。

我那时去柏林当然是因为柏林墙，我从波恩飞到柏林，看着柏林墙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馆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卫着克里姆林宫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还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脸的傻笑，而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有那样的表情，我只有在最严肃的时刻才会一脸伤感地傻笑。当然对那种景象根本就没有必要做这样的反应，我只是觉得厌恶和恐惧，这也是柏林墙带给我的感觉—柏林墙是意识形态疯狂的完美象征，是这种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们太容易忘却恐惧。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温特区的住所里听到要修建柏林墙的新闻的，那时有工人正在给我住所的餐厅粉刷。勤恳的德国工人默默地将刷子洗干净后，像个好男人一样下班回家。我们那时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讨论过撤退计划。可当世界末日就要来临时，哪里会有藏身之处？在查理检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检查站，美国和苏联集团的坦克在一百码的狭长地带对峙着，相互瞄准着。双方时不时开动战车，好像热车后就冲向对方一样。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一场心理战，就像拳击恶战前的心理较量。柏林墙那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为窃听而被抓。据我所知，他们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抓的，现在他们也只能为自己的失败而后悔了。自那以后，许多特工转行，有些潜入了地下。潜伏下来的特工只能用秘密电台联络，或者启用应急的约定密写方法。有了柏林墙，间谍工作变得更加的隐秘，更加的危险，更加的复杂，当然参与的人也更多。那些潜伏在西德的苏联间谍，他们的想法我无从得知。我知道的是，他们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们的潜伏生涯已经变得非常的艰难。

柏林墙还在，并且被加固加高。那里设有雷区，墙附近撒着细土，就是一只兔子爬过，也要留下爪痕。不时有人翻越它，撞击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机飞越它。多年来那些大胆的行动难以计数。能从柏林墙逃离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许因为能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