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都被记录在案，在此达成的共识很难再被推翻。

费德勒翻开面前的卷宗。

“1956年年底，蒙特被派驻伦敦，任东德钢铁业代表团随员。他还承担着对流亡英国的反革命团伙展开斗争的任务。这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们也不否认—他的工作还是有成果的。”

利玛斯的注意力再次被吸引到前排就坐的那三个人身上。主持人左边坐着一个年轻人，皮肤黝黑，眼睛半睁半闭。他留着蓬乱的直发，脸色灰暗，像个苦行僧。他的手很细长，不停地拨弄着面前的一沓纸张。利玛斯猜他是蒙特的人，具体原因说不清楚。另一边坐着的人岁数要大一些，头上谢顶，面容和善。利玛斯觉得那人是个糊涂蛋。利玛斯估计出一种可能的结果：年轻的那个会为蒙特说话，女主持人会认为蒙特有罪，年长的那个男人看到僵持不下会觉得难办，最终还是会支持主持人的意见。

费德勒又接着发言：

“在他伦敦工作任期快结束的时候，出问题了。我刚才说过，他那时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危机，英国秘密警察开始追捕他，发出了对他的通缉令。蒙特在英国并没有外交豁免身份（英国作为北约国家，不承认民主德国），在那种情况下只有四处躲藏。那时各交通口岸都收到了印有他照片和资料的通缉令，英国各地都在抓捕他。可躲藏了两天后，蒙特同志却乘出租车赶到伦敦机场，再搭飞机飞到了柏林。大家不禁会发出赞叹，真了不起啊！在全英国的警力都被调动，所有道路、铁路、港口和机场都在严密监控之下，蒙特同志却能在伦敦机场乘上飞机。真是太了不起了。同志们，你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仔细一想会觉得蒙特能从英国逃出来这件事也太神奇了，太容易了。事实上，没有英国政府的默许，他根本就没有可能逃出来！”这时房间后排观众中引发了比第一次更大的骚动。

“真相是这样的：蒙特那时已经被英国机构逮捕，在他短暂的关押期间，对方给他两条路选择。要么在帝国主义的监狱里坐几年牢，事业全完蛋；要么让蒙特戏剧性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让他出色地完成工作。当然了，选择英国方面第二条路的条件就是必须给他们提供情报，同时英国会支付给他大笔的金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蒙特在威胁利诱下叛变了。

“而现在英国人想的是让蒙特继续在职位上更上一层楼。蒙特这些年来清除的那些不重要的西方间谍，可能是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所安排的：牺牲一些不重要的特务，从而保证蒙特获得往上爬的资本。这一点我们尽管还无法最后确认，可这样想也完全合情合理。

“从1960年开始，也就是蒙特同志担任‘部门’的反间谍处处长的那一年，从世界各地的情报都提示我们，内部高层潜伏着一个间谍。大家知道卡尔·雷迈克是名间谍，当他被清除后我们都松了口气，认为没问题了。可问题仍然存在。

“在1960年下半年，我们以前发展的一名情报员在黎巴嫩结识了一个据说和英国特工部门有关系的英国人。那人给了英国人一整套我们‘部门’的机构资料，是他曾工作过的那两个处室的资料。当那些情报被送给伦敦方面后，伦敦方面拒绝接受。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英国方面不要那类资料是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有人向伦敦方面提供了我们‘部门’的最新资料。

“从1960年年中开始，我们就大规模地损失去海外工作的情报员。他们常常刚被派到国外仅几周时间，就被捕了。有时敌人也试图策反我们的情报人员，但次数不多，好像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此。

“到了1961年年初，如果我时间记得没错的话，我们交了次好运。我们通过某种方式，获得了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我们‘部门’的资料。那些资料非常完整和准确，而且还是最新的资料。这使我们很吃惊。我把那些资料给蒙特看过，因为他是我的领导。他那时对我说，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现在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让我不要干扰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安排。我承认，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开始隐约感到蒙特可能就是那个出卖情报的人。还有其他一些迹象……

“不用说，人们很难去怀疑我们反间谍部门的首脑会是敌人的间谍。这个想法是如此惊人，如此的具有戏剧性，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更不用说站出来揭露了。我承认，我当时也非常不愿意看到真有这种事发生。可事实就是事实。

“同志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我建议现在带证人作证。”他转过身来，面向房间后部说，“把利玛斯带到前面来。”

坐在他两边的卫兵站起身来，利玛斯从长凳之间挪到了房间中央的过道上。中间的过道也仅有两英尺宽。一名卫兵让他面对主席台站着，离费德勒站的地方也就六英尺的距离。法庭主持人首先对他问话。

“证人，报上你的姓名。”她说。

“阿历克·利玛斯。”

“年龄？”

“五十。”

“结婚了吗？”

“单身。”

“可你结过婚。”

“我现在是单身。”

“你的职业？”

“助理图书馆员。”

费德勒气愤地插话。“你以前是英国特工人员，不是吗？”问得直截了当。

“是的。一年前是的。”

“法庭已经阅读了对你的审讯记录，”费德勒接着说，“我要你把去年五月某天，你和彼得·吉勒姆的谈话内容告诉大家。”

“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