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感觉仿佛站在一道铁路桥梁底下，听一辆特快火车轰隆驶过一般。突然间，圣诗班噤口，信徒们勇敢地继续唱，但歌声断断续续。有一刹那我双腿发软，蹭到圣坛前跌坐在阶梯上。我旁边站了一位修女，脸蛋很美，靠近她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她弯下腰对我耳语道：“你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和所有的圣徒都与我们同在！”看我面露疑色，她又说：“神圣弥撒进行时，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她是如此地有把握，我立刻感到十分安心。迈克尔神父对外面的噪音充耳不闻，继续吟唱。等到领受圣餐时，喧嚣逐渐平静。礼拜做完，我觉得自己仿佛已老了50岁，精疲力竭。

后来听说那天早上有50架敌机飞到柏林上空。作战初期，来30架就让我们觉得够危险了。奇怪的是，虽然在理论上我已经完全认命，坦然接受可能会死在炸弹底下的命运，可是一听到飞机引擎声和炸弹爆炸声，仍会怕得全身瘫软，不能动弹，而且这种恐惧感似乎随着每一次空袭愈演愈烈。

到格斯多夫家午餐，只有玛莉亚和戈特弗里德·克拉姆在家。戈特弗里德被困在一个地窖里，本想阅读叔本华，却忍俊不禁，因为周围坐的老太太全用毛巾捆紧下巴，里面塞的湿海绵突出来，仿佛长了胡须似的；想必是预防被燃烧弹灼伤的措施。

稍后我们到城中心走了一圈，菩提树下大街、威廉街、腓特烈街全部灾情惨重，到处都在冒烟，且出现了许多新的炸弹坑，不过美国炸弹——美国人白天来，英国人晚上来——所造成的损害似乎比英国的少些。美国炸弹以水平方向爆炸，英国的炸弹却比较深，因此遭到美军轰炸的建筑物较不容易倒塌。

5月8日，星期一

很早便到办公室，一片冷清。外面再度发布“空袭警报15级”——最危险的指数。我本想调出一批“重要”文件，秘书却不肯给我，因为所有文件都必须留在安全的楼下，等待危机解除。结果在《生活》杂志里看到一篇报道，大大恭维我们司的工作成绩，贬了美国类似的情报机构一顿。

亚历克斯·韦特刚出差回来，带来一大罐雀巢咖啡。大家坐下来吃第二顿早餐，再抽根烟。

后来听说机群已飞往别处，大家才刚坐定准备开始工作，警报就开始呜咽，众人鱼贯走下楼，进入广场内的掩蔽壕，诺伦多夫广场的地下车站——一个小得可笑的四方水泥盒子，由几阶楼梯通往地心。车站里有数不清的走道，头顶上铺一层薄薄的泥土。沿着走道全是用小块瓷砖参差不齐砌成的石墙；仓促建成，都只达普通墙高度的一半，显然是准备在被炸中时分散空气压缩力……

我们试着避开上方有建筑的地点，选择站在街道下方；这么一来，除非被炸弹击中，否则不会被别的东西压住。进来躲避的人潮络绎不绝，我和法官里克特待在一起。待爆炸声愈传愈近，法官开始全身发僵；他现在状况不好，总是替家人担心。我试着跟他闲扯，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却被他打断：“如果屋顶被炸开，你一定要立刻趴在地上，用双臂抱住头……”另外一位同事选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昨晚他家被炸弹直接命中全毁的血腥细节。这次空袭似乎很严重，但警报很快就解除了。

回到办公室后，发现水管爆了。我下楼到街角的抽水机接了一罐水，因为大家想用亚历克斯的咖啡提振一下士气。

珀西·弗雷和我约好一起午餐。我们穿过街道，走去伊甸旅馆。有三枚炸弹炸中旅馆内的中庭，将内部炸个粉碎，但外墙还站着。经理和侍应生腋下夹着餐巾在街上跑来跑去，毫无效率地试图清理碎砖和灰泥。街道正中央多了一个巨大的炸弹坑，就在地窖出口附近。由于所有水管都爆了，困在地窖里的人此刻正游出炸弹坑。柏林又承受了不知多少枚炸弹，街道似乎都被炸沉了，同时整个城弥漫一股浓重的煤气味。

我们继续走到施泰因广场旅馆，在那儿午餐，然后在雨中走回办公室。珀西会去柯尼希斯瓦特过圣灵降临节。

晚上克劳斯·B来玛莉亚·格斯多夫家接我，晚餐后开车送我回波茨坦。这是个民胞物与的时代，我终于在逃避他多年之后，开始跟他讲话。最早的时候他先在街上跟踪我，有一天干脆踱进我们办公室；他的厚颜令我咋舌。我一直不清楚他的背景和他的工作，他长得很英俊，可是像他这样年龄的男人居然可以自由地在欧洲到处旅行，而不被征召入伍，实在可疑。他一再尝试想跟我做朋友，甚至自愿担任我们的“家庭邮差”，替我们和住在巴黎的乔吉和表亲们传信（他似乎常去巴黎），但全被我礼貌却坚决地拒绝了。不过他仍然设法和我在巴黎的表亲们见了面，并且带了一封信给我。他也认识安托瓦内特·克罗伊。不过他的职业至今仍是个大问号。

5月9日，星期二

明天回克鲁曼修柏。亚当·特罗特载我回他家吃晚餐。他帮我提我得带回克鲁曼修柏的一大堆书。稍后，他一位年轻朋友，维尔纳·冯·海夫腾（我们人事室主任的弟弟，现在陆军补充部担任参谋）来访，两人到另外一个房间去谈了很久。然后亚当送我回波茨坦。回家后警报开始响，不过又是一次“骚扰空袭”；许多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漫无目标乱投炸弹。我乘机收拾行李，等到飞机离开之后才上床睡觉。

克鲁曼修柏　5月10日，星期三

6点起床，吃了一顿极丰盛的早餐，然后拖着一个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