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终于要离开了。

8月30日，星期四

阿莉和格察·帕贾斯维奇已离开；房间里少了他们的东西，显得空荡荡的。我也开始收拾行李。冯·兰先生给了我最后的指示，我将随难民小孩的车队在明天下午5点出发。

冯·兰先生陪我们去米托洛斯基家，在那儿喝了一点葡萄酒。由于我搭的火车将直达德国不莱梅，克丽斯多·米托洛斯基怕我中途无法下车，给了我一个不莱梅的地址。大家待到很晚才走路回家，途中被巡逻的宪兵拦下，因为忘了带身份证，被骂了一顿。

离开的时刻愈来愈逼近，我也愈来愈紧张。从我逃离柏林后，时隔已一整年，终于将重返德国。

以下摘录自西西·安德拉西—维尔切克写于1979年的一封信：我最后一次看见蜜丝，是在施特罗布尔的火车站月台上，她即将随同难民小孩返回德国。拥别时，我们一起发了一个重誓：不愿很快结婚，尽量保持“自由身”！……结果还不到一年，蜜丝就食言了！

8月31日，星期五（记于1945年9月，莱茵河畔约翰尼斯贝格城堡）

写了一封信给住在罗马的伊连娜，然后最后一次穿上刚洗干净的红十字会制服（我以护士的身份旅行），在施特罗布尔城内逛最后一圈，吃了午餐，然后在西西·维尔切克、艾伯特·埃尔茨及弗拉希·米托洛斯基陪同下去车站。

冯·兰先生在萨尔斯堡与我们会合。火车开了六个小时才抵达，因为两辆美军卡车在铁轨上相撞，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拖走。

到萨尔斯堡之后，他们要我去搭另一节指挥部职员乘坐的车厢。上车后一位迷人的护士帮我安顿好；车厢里只空出两张长凳，其余空间塞满白面包、牛油、香肠和起司，全是美军赠送的礼物，亦是供应800名小孩和40位大人两个整天的食粮。因另外几百名小孩将从贝希特斯加登赶来，我们等了很久才终于全员到齐，出发上路。

总共有45节车厢，每节车厢里装着来自不同难民营的孩童及他们的老师。大部分孩子看起来都很整洁，吃得也很好，都因为即将回家而显得十分兴奋。自从不莱梅被炸毁，他们便被撤退到奥地利，过去一年都没有家人的消息。

指挥部职员包括冯·兰先生、一位医生、一位秘书、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还有一位带着4岁女儿寄住在兰先生施特罗布尔家中的太太，再加上由一位美国军官及四名男子组成的护卫队。

火车在巴伐利亚边界被拦下，等了很久，终于在深夜2点抵达慕尼黑。城内火车站只剩下一个巨大的铁骨架。当地红十字会替孩子们准备了咖啡和三明治，各车厢轮流分发。大家都睡得很差，因为空间太小，长椅又太硬。

9月1日，星期六

大战于六年前的今天爆发；恍若隔世。

今天一早经过奥格斯堡，几位同车厢的旅伴试着就月台上的水龙头清洗一番，我则继续昏睡。火车继续驶过纽伦堡、班贝克及维尔茨堡。从车上看出去，每个城市看起来都一模一样：同样的废墟、同样的荒凉。我们在维尔茨堡停留了颇长一段时间，我下车彻底清洗了一番，然后和其他人开始准备食物，切面包（超过800条）、涂牛油、切香肠等等，一直忙到天黑。

每次停车都有人想挤上来，大多是刚退役的士兵。照理说任何人都不准上车，但我们那位美国军官人很好，让他们挤进行李车厢内。一路上我们都享用优先权，因为是特别车队，不过出发后我还没看见另外一辆载客列车，一般民众似乎都搭货车，而且发车时间也不一定。基本上，德国就是一副惨相。

旅伴和我猛看地图，想决定我在哪里下车最好，有些人劝我一直坐到不莱梅，再设法从那里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我因为好奇，的确想去那里看看（该区由英军管理），可是必须绕太大一圈，实在没道理。

今天我们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开始分发食物。我站在外面，孩子们依不同难民营排队走过来领从火车上递下来的食物。他们看起来都很可爱，满怀感激，尤其喜欢白面包；不断向我们说“谢谢”。发完后，很多挤上车的平民也走过来，替他们的小孩要食物，因为粮食很多，我们也发给他们。然后我们将蜡烛插在马克杯里点燃，大家心情都变得比较好。尤其是另一位护士和那位秘书，她们都是萨尔斯堡人，再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她们唱维也纳的民歌，我们应和。接着大家又开始讨论我该怎么办？其中一位列车长说他将在富尔达之前的某个车站下车，火车将在那里停两分钟，他建议我也在那儿下车；他会安排让我在车站内夜宿，隔天我再搭火车去法兰克福。他认为我应该避开富尔达，因为整座城几乎被炸成平地，已成了荒城，根本没有车站。

快驶进那个小站时，我们站到车门旁等待，那位列车长手提一盏油灯，冯·兰先生和两位女伴则抱着我的行李。火车慢慢驶过小站，却没有停下来，列车长跳了下去，狂乱地挥舞油灯，要司机停车让我下车。没想到车速却加快了。所以我还是得在富尔达下车。

冯·兰先生很生气，企图劝我打消这个主意，但我不愿去不莱梅。其他的人这时都去睡了。我们一直注意看前方，终于看到一个像是富尔达车站的月台在远方出现，我准备跳车，因为我不相信火车会停，不过至少车速减慢了，让我可以溜下铁轨。冯·兰先生随后将我的行李丢下车，并大叫，两周后他会经过约翰尼斯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