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关于反纳粹抵抗行动和他知道的抵抗者们的趣事。我记得他说过关于他的前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的一件事。显而易见，他们过从甚密，哈索男爵甚至一直力劝哈尔德把很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你确信他（希特勒）最后会毁掉德国。你每天都看见这个人。你从来不会被搜查。你为什么不直接拔出你的手枪然后把他崩了呢？”“我知道，”哈尔德回答道，“但是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这种老派的德国军官，不是被训练来刺杀自己的领袖的！”哈索补充道：“很有道理，你说的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军队。把我们训练成杀人机器，这不是犯罪！但想要干掉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这个刽子手还碰巧是我们的‘元首’，这就是犯罪！”哈索苦笑着。我后来也没再见过哈索。但是我送了他蜜丝的书，这使他高兴。

在德国，《柏林记忆》仍旧在席德勒和贝塔斯曼的书单上，我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他们曾委派能力出众、学识渊博的卡尔劳夫博士来编辑这本书的德语版。

尽管他见解开明，我却与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蜜丝写到过军人名誉调查法庭在“七月密谋”之后，匆忙地驱逐施陶芬贝格伯爵和其他参与过这个密谋的军人，于是把他们移交给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弗赖斯勒和刽子手们。我在评注里，曾指认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是他们的首长。卡尔劳夫删去了他的名字。“为什么？”我问。他解释说伦德施泰特在今天的德国仍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这样的一条提示可能会使很多读者震惊。当时我就炸了：“这是政治审查，我永远都不会接受！要么保留他的名字，要么我收回这份手稿！”不用说，陆军元帅的名字留了下来——也因此被画上了应有的污点。

在巴黎，我遇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典型法国式问题。他们的翻译其实不差，但是他们总是会抱怨“ce n’est pas du bon Fran?ais’”，意思是蜜丝的写作风格不够“文艺”。我尝试解释她的风格在任何语言里都不是“文艺”的，即使在英语里也不是，但这就是她思考、讲话和书写的方式，而这种自然的感觉也正是这本书的魅力之一。最后，直到另外一个编辑接手了这本书才弄好。

在俄国，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后苏联”问题。对于我自己来说，1994年秋出版的俄文版是所有版本中最重要的。俄国人打了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成就最辉煌的一场仗。他们会对一个在他们的苦难岁月中，跑到敌国外交部工作的俄国年轻人作何反应呢？我重写了俄文版的简介来解释蜜丝的困境。我想，最重要的是她主张“人的尊严”，而这又何尝有国别。这就是为什么纳粹主义不能被她接受，为什么反纳粹的抵抗者们亲近她，向她吐露密谋暗杀希特勒这种秘密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50年后她仍旧吸引着读者的原因。

我并不用担心，俄国的评论家们毫无偏见、通情达理，有些甚至满腔热忱。更甚的是，他们对于《柏林记忆》的同情态度，也延伸到了蜜丝正直的德国好友和同事那儿去。这让她当初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出版。

1987年，当我带着我自己的子女和蜜丝的孩子们一块儿去柏林推出德文版的《柏林记忆》时，我们挨个拜访了两个“柏林”——这个城市仍然是分裂的——去她写过的各个地方看看。我们从“恐怖”开始——设立在班德勒街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密谋者曾占领了那儿数个小时；威廉街就是恺撒和独裁头子希特勒曾把他们的国家带至灾难的地方；还有莱特街监狱，入狱的抵抗者被暂时搁置，等着转到法官弗赖斯勒的“人民法院”去；还有普罗增西监狱，他们被绞死的地方。尽管由于盟军的轰炸及其后苏联红军的大批涌入破坏了很多地方，蜜丝之前居住和工作的很多地方都已被重建，但把她的日记当作导览，我们仍能够将她50多年前看到的东西重现脑海。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大厦所在的班德勒街现在是一个现代办公区。但是庭院里一个纪念碑提醒了人们，在这儿，被一排车前灯照亮的地方，伤势严重的施陶芬贝格伯爵还有他的同胞们被射杀。

穿过河，沃伊什街边上有个小广场，那个格斯多夫的别墅还仍旧存在，现在是一个给巴尔干岛的学生们住的破败的小旅店。在1941年到1942年间，我逃去巴黎之前的一段时间，曾在这里暂住。

大部分邻里的街区都被铲平重建，但是她经常提到的动物园城郊火车站却仍一直开着。依然矗立在那条大道上的还有那栋蜜丝曾和塔蒂阿娜合住过的一楼公寓，后来她在那儿先后接待过我和爸爸。但是霍斯特曼在施泰因广场附近的那所温馨的房子已经没有了，过去我经常在那儿吃饭和跳舞。蒂尔加滕公园附近那些可爱的大房子也都没了，我们曾常常在那一带的外交招待会上狼吞虎咽。蒂尔加滕公园本身已沦为一片不毛之地，而孤零零地仍旧树立在那儿的，就是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伴随着瞭望塔台，还有纪念那些当年尝试越过它而被枪杀的人们的十字架，因在很多惊悚片里出现过而变得很有名的“查理检查站”仍然在运作，我们数次穿过它到东柏林，只是为了找找感觉。从那儿开始我们沿着已然荒废的威廉街走，它是当年大部分纳粹政府部门所在地。往左走，就到了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我们看了一眼盖世太保的前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