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没吃东西。命运似乎在开一系列毫不可笑的玩笑。

然后我奇迹般地转运了。我在布洛卡路上往家走，突然在鹅卵石中间看到了一枚闪闪发亮的五苏硬币。我扑上去，又赶紧跑回家拿了我们另外的五个苏，买了一磅土豆。炉子里剩的酒精只够把它们煮熟，也没有盐，但是我们狼吞虎咽地把这些土豆连皮吃掉。之后我们感觉自己焕然一新，坐着下棋等当铺开门。

四点钟我回到当铺。我不抱希望，既然我上次只拿到七十法郎，我还能指望这装在纸壳箱里的两件破烂大衣能换多少钱呢？鲍里斯说二十法郎，但我觉得只会有十法郎，甚至五法郎。更糟的是我可能会被拒绝，就像上一次那个可怜的八十三号。我坐在前排长椅上，这样店员说五法郎时就不会看见别人嘲笑我了。

最后店员叫到了我：“一百一十七号！”

“在，”我站了起来叫道。

“五十法郎？”

这几乎跟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样令人震惊。现在我相信那个店员一定是把我跟其他人的号码弄混了，因为谁也不可能把那两件大衣卖七十法郎。我赶紧回家，手放在背后，一言不发走进屋子。鲍里斯在把玩棋盘。他急切地抬头。

“你拿到多少？”他问。“什么，没有二十法郎？无论如何你至少拿到十法郎了吧？五法郎——那太可怕了，我的朋友，别说只有五法郎。你要是告诉我只有五法郎我就要考虑自杀了。”

我把那张五十法郎的票子扔在桌上。鲍里斯的脸色像粉笔一样惨白，跳起来抓住我的手，握得我骨头都要碎了。我们跑出去买了面包、酒、一块肉，还有烧炉子的酒精，狼吞虎咽了一顿。

吃了饭，鲍里斯变得前所未有得乐观。“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他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早上只有五个苏，看看现在。我就说过，没什么比钱更好弄了。这提醒了我，我有个朋友在方达瑞路，我们应该去看看他。他骗了我四千法郎，那个贼！他清醒的时候是天下最大的贼，但奇怪的是他在喝醉的时候异常诚实。我觉得晚上六点他应该已经醉了。我们去找他吧。他很可能分期先付一百。他妈的！他可能给两百呢。我们走吧！”

我们到方达瑞路找到了那个人，他喝醉了，但我们也没拿到那一百法郎。他跟鲍里斯一见面就在人行道上爆发了可怕的争执。那个人宣称他不但不欠鲍里斯一分钱，反倒是鲍里斯欠他四千法郎，两个人都争着问我的意见。我一直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俩人吵来吵去，一开始在街上，后来在一家小酒馆里，接着在卖客饭的餐馆，之后又是另一家小酒馆。最后，彼此骂了对方两小时小偷后，他们俩一起狂饮了一番，花光了鲍里斯的最后一个苏。

那天晚上，鲍里斯在一个鞋匠家过的夜，那人也是个俄国流亡者，住在商业区。与此同时，我还剩下八法郎，有足够的烟抽，吃饱喝足，东西都堆到嗓子眼了。在过了糟糕的两天之后，这种转变实在如奇迹一般。

注　释

[1]现在白俄罗斯境内。1812年，拿破仑军队从莫斯科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在抢渡别列津纳河时发生战役。由于被俄军从三路发动袭击，法军兵力折损两万五千余人。（译注）

第八章

现在我们手头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开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议的是，鲍里斯还在鞋匠家睡着，而且他从一个俄国朋友那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处都有朋友，多数跟他一样以前是军官。有些做侍应或洗碗工，有些开出租车，有些靠女人过活，有些设法把钱财从俄国带了出来，开着汽修厂或舞厅。总的来说，待在巴黎的俄国流亡者们勤劳能干，能忍受同阶级英国人无法忍受的厄运。自然也有例外。鲍里斯给我讲过他遇到的一个流亡的俄国公爵，他经常出入收费昂贵的餐厅。吃饭时，公爵就在侍应中找出做过俄军士官的人，吃完饭就友好地叫他过来。

“啊，”公爵会说，“所以说你像我一样是个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哎，哎，俄国军人无所畏惧。你是哪个团的？”

“某某团，先生。”侍应回答说。

“那是个英勇无比的团啊！1912年我去视察过。顺便说一句，我不幸把皮夹落在家里了。我知道，一个俄国军人肯定会借我三百法郎的。”

如果侍应有三百法郎，他会如数奉上，当然这笔钱以后再也要不回来。公爵就这样弄到不少钱。或许侍应们并不在乎被骗。即使是在流亡，公爵就是公爵。

鲍里斯从一个俄国流亡者那儿听说了个法子，似乎很有希望挣到钱。当掉大衣后，过了两天，他神神秘秘地对我说：

“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有什么政治立场吗？”

“没有。”我说。

“我也没有。当然，人总是爱国的，不过——摩西不是还说过掠夺埃及人的话吗[1]？作为英国人，你肯定读过《圣经》。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反对挣共产党人的钱吧？”

“不，当然不会。”

“嗯，好像巴黎有个俄国秘密社团，也许他们多少能帮到咱们。他们是共产党人；事实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们表面上是个联谊社团，与流亡的俄国人保持联系，想让他们加入布尔什维克。我的朋友加入了他们社团，他觉得如果咱们过去找他们，他们会帮忙。”

“但他们能怎么帮咱们？不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帮我，因为我不是俄国人。”

“重点就是这个。他们似乎是莫斯科一家报纸的通讯员，他们需要写英国政治的文章。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