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至少上次我住这儿时他们没给我喝燕麦粥。我还去过约克和威尔士。”

“燕麦粥怎么了？”我说。

“燕麦粥？底下放些该死的燕麦，再倒上热水，就是燕麦粥了。发燕麦粥的地儿最差劲。”

我们聊了一两个小时。那老爱尔兰人挺和善的，就是身上的味道不好闻，不过知道他得了多少病后也就不觉得奇怪了。他详细描述了他的病症，这些病彻底把他拖垮了。他头部得过湿疹，头发全掉光了；他有近视，但没戴眼镜；他有慢性咽炎，背部经常莫名其妙地痛；他消化不良，还有尿道炎；他静脉曲张，脚趾肿胀，而且还是扁平足。带着这一身病，他已经在街头流浪了十五年。

五点左右，爱尔兰人说：“一起喝杯茶吧？那地儿六点才开。”

“行啊。”

“唔，附近有个地方免费发茶和面包，那茶还不错。他们会要你念叨一堆经文。哎呦，该死的，时辰快过了。你快跟我走。”

他带我来到一条小巷，那儿有间锡顶小屋，有点像乡下板球场旁的小亭子。有二十五来个流浪汉在那儿等着。他们中有几个长期在外流浪，邋里邋遢的，不过大部分都还算干净，应该是从北方过来的，估计是失业的采矿工或制棉工人。这时门开了，一位女士让我们进去，她身穿蓝色丝质连衣裙，戴金边眼镜，胸前挂着十字架。里面有三四十张硬椅子，一台脚踏式风琴和一幅有点血腥的版画，描绘的是耶稣受难的故事。

我们不自在地脱下帽子坐下。那位女士为我们端来茶，我们吃吃喝喝的时候，她在一旁走来走去，和蔼地和我们讲话。她说了一些关于宗教的东西，说耶稣基督总是不忍心看到我们这样的穷人，说待在教堂时间就会过得快，说流浪的人要是经常祈祷会就会带来改变。我们很讨厌听这些。我们靠墙坐着，玩弄帽子（流浪汉一脱帽子就很难受，感觉被人看光光了），脸涨得通红，那位女士一对我们说话，我们就装作喃喃自语。显然她说这些都是出于好意。她端着一盘小面包走向一个北方佬，对他说：

“还有你，我的孩子，你多久没跪下祈祷并与天父交谈了？”

可怜的家伙，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过由于看到了食物，他的肚子发出了一声不雅的咕噜声，替他做了回答。接着，他完全被耻辱感所笼罩，几乎吞不下面包。只有一个人按照那位女士的希望回答了她，那人鼻子红红的，动作敏捷，看起来活像一个因为醉酒而丢了袖章的下士。他能清楚说出“亲爱的主耶稣”这几个字，态度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大方，无疑以前他在监狱里学过这样的窍门。

茶喝完了，我看到流浪汉们偷偷对望。大家虽然没说出来，但都有同样的想法：祈祷开始前我们能不能先溜呢？有人开始在椅子上蠢蠢欲动，没站起来，只是不时瞟一下门口，似乎在煽动着大家溜号。那位女士用眼神制止了他，开始用更温柔的语调说道：

“我想你们没有必要这么快就走。临时收容所六点钟才开门，我们还有时间跪下向我们的天父说些话。我想向天父祈祷后我们会感觉好一点的，不是吗？”

红鼻子的家伙很乐意帮忙，他把脚踏式风琴拉到合适的位置，并分发祈祷用的小册子。他做这些事时是背对着那位女士的，他觉得分发这些小册子就像派扑克牌一样好玩，还一边对每个人嘀咕：“伙计，给你的，喏，就这个，四张A和一个王！”等等。

我们脱了帽，跪在一堆脏兮兮的茶杯旁，开始念念叨叨，说我们没做应该要做的事，却做了我们做的事，我们都是有罪的。那位女士很热切地祈祷着，不过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们，观察我们是否有专心祈祷。她没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咧开嘴笑，互相挤眉弄眼，小声开黄色玩笑，以显示我们对此并不在乎，不过有时我们说着说着就会顿住。只有红鼻子的家伙最沉浸在祈祷中，甚至还有所回应。唱歌时的情况略有改善，但有个老流浪汉除了会唱“前进，基督的士兵们”之外就不会唱别的了，而且经常会倒回去唱，破坏了歌曲的和谐。

祈祷持续了半个小时，接着，在门口握了手后，我们就散去了。一确定不会被那里的人听到后，就有人说：“嘿，麻烦事终于结束了，那些人估计要没完没了地祈祷。”

“你吃了面包，”另外一个人说，“总得付出点什么吧。”

“你是说付出祈祷吧？啊，你不会什么都不做就白拿的。你要是不跪在膝盖上，他们连两便士的茶都不会给你。”

不少人表示赞同。显然，流浪汉对他们的茶并不心存感激。不过，那茶确实很不错，和一般咖啡馆的茶完全不同，就像真正的波尔多红酒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垃圾红酒有天壤之别一样。我还确信，他们施舍这些都是出于善心，没有要羞辱我们的意思，所以公平起见，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尽管，我们还是没有这样做。

第二十七章

大约五点三刻，爱尔兰人带我到了收容所。这地方建在济贫院区[1]的拐角处，用烟黄色的砖头砌成。收容所和马路间隔着一行小铁栅栏窗、一堵高墙和几道铁门，看起来很像监狱。已经有很多流浪汉排起长队等着开门了，他们年龄各异，最小的有面带稚气的十六岁男孩，最老的有牙都掉光的七十五岁驼背老人，就像木乃伊一样。他们有些是长期流浪在外，可以从他们的手杖和黝黑的脸庞看出来，有些是失业的工人，有些是农民，一个小职员穿着衬衫打着领带，有两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