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通常不会逃跑。说不定治安警察或刑事警察基于某种理由，希望在找到犯案者之后才对外说明整个事件的原委。

我们的汽车仍停放在海拉。我们是否应该自行通报呢？我们可以打匿名电话提供线索，说在渡轮码头摆着一辆撞坏的车子——那我们令人难以忍受的境遇就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是从这个由一连串问题和初步答案所构成的混乱状态之中，衍生出一个经过冷静算计的新愿景。我率先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我说道：“亲爱的斯坦，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了五年。突然间我们变得非常倒霉，还共同做出了一件真正的蠢事，因为在撞车之后就这么离开现场实在是很不明智的做法。但不管那个被我们撞上的可怜妇人到底出过什么事，现在我们都不再可能帮助她了。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设法以最美好的方式来度过这最后的日子呢？”

“天狼星，”我继续恳求道，“仙女座，斯坦！”而你立刻领悟了其中的关联性——我的意思是，你想起了我俩之前在雷夫斯内斯渡轮码头所谈论的对象。

我是在为我俩作出恳求，而且想把你争取过来，这一点也不困难。结果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后的美妙日子就那么开始了。我们淋浴完毕，来到楼下，坐在宛如博物馆一般的壁炉室畅饮开胃酒。旅馆里面没有金力，但是他们有斯米尔诺夫伏特加酒和莱姆汁。

吃过晚餐以后，我们又端着咖啡坐回壁炉前面。从当晚开始的一个星期内，我们都把广播电台的节目播出时刻表牢记在心里，必须在十点钟之前赶回房间收听新闻。可是依然动静全无。

我无须详细叙述我俩在当地共同度过的那个星期，因为你还记得事情的经过，而且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已经稍微对此进行过讨论。我们每天都长途漫游。在第一天，我们很吃力地爬上苏佩勒山谷，一直走到冰河舌前面。你还记得那天所发生的事情吗，斯坦？你还记得我们在苏佩勒冰河旁边的约迪斯纪念品店吃完巧克力，买来几副当地手套之后，在下方河畔的苔藓堆中发现了什么吗？或许我们应该继续把它当成我俩之间的小秘密。第二天我们借来两辆自行车，此后又探访了胡尔佩山谷和博雅山谷。我们在博雅山谷待了好几个小时，坐在小冰川期所留下的冰碛石上面观看冰川崩裂。

每次出门时，我们都会随身携带那台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有一回当我俩经过接待柜台的时候，一位名叫莱拉的女士指着收音机挖苦地问道：“巴德尔-迈因霍夫？”

我们装没听见。可是一切仍毫无动静。似乎没有人在意“邦妮与克莱德”疯狂驾车穿越乡间时所干下的勾当。维持这种状态的好处便是它持续不断给予我们另外的一天。我们没有更长的时间衡量尺度——我们以额外获得的每一个小时为乐。

我们反复进行了讨论和臆测。比方说，是否有人蓄意打算让那位女性被汽车撞死呢？那种想法固然可以稍微减轻我们的内疚感，却也让我们感觉自己遭人利用。搞不好她就在我们开车经过的一瞬间被推到马路上。因为当时尽管天色几乎已经亮了，我们却始终未曾注意到任何动静，直到冷不防有红色的东西出现在引擎盖前面为止。而等到我们重返现场之后，又没有查看是否有人躲在灌木丛里面。甚至或许她在被汽车撞上之前就已经死了。为什么不可能呢？的确，为什么不呢？我们仅仅目睹“一团红色的东西出现在引擎盖前面”，而且我们把那个讲法重复使用了许多遍。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位女性本人，所以很可能只是瞥见她的披巾在山间稀薄空气中随风飞舞。有人早就把她杀死，如今只需要炮制出一场致命的车祸来遮掩犯罪行为。说不定她已经倒在路边，但如果她肩上没有莓红色披巾的话，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发现，即便与她相撞时的力道已足以让车头大灯裂成碎片……

“她是个外国人！”过了一阵子以后，我们又如此说服自己。这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报告她的失踪。而且我们还在海姆瑟达尔丘陵最高点的下方不远处，看见了一辆悬挂外国车牌的拖挂大卡车，事后我们又突然十分确定那是德国车牌。至于看见它的时间，斯坦，嗯……那是你转弯驶入林荫道之前不久的事情。

也许拖挂大卡车的司机把她接走了。或者那辆拖挂大卡车与白色厢型车之间有什么关系也说不定。反正那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半夜，而某些类型的密会刚好都只在半夜进行。

我们开始漫无边际地谈论一辆从东挪威开过来的德国拖挂大卡车，以及一位五十多岁的女性——她或许是一名信差，正在穿越山区准备与来自西挪威的那辆厢型车会合。然而不管我俩的想象力再怎么丰富，我们还是一筹莫展……

你还在吗？

还在，我觉得你回复的时候非常好整以暇。今天我除了等候你的邮件之外，几乎没有做过其他的事情。我就像关在笼中的野兽一般，来回踱步等待你跟我联络。这间研究室非常狭小，我相信它的面积只有九平方米。好在我已逐渐冷静下来，可以开始进行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我已经清理了堆积如山的纸张和论文，而这种惹人厌的工作通常每五年才会展开一次。但我又开始感觉到，有一股很特殊的焦躁不安情绪正在拉扯着我。现在就请继续讲故事吧，但你千万别因为我的急性子而感觉到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