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实权，只有经济上的特权和地位上的尊荣，而真正执掌国家行政权力的，却是那些品级低微的小吏们。两种权力的相互制衡下，才会有中央集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在汉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三代，汉朝皇帝的拳头，其实都是向下打的，即不断的出台各种政策，尽可能地打压勋贵的势力，不给他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机会。这时期东汉帝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比较完善。东汉全盘继承了西汉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即“孝廉”制度，在地方上由州郡推举人才。从理论上来说，这种选拔人才制度，能做到相对公平公正，西汉时期的诸多人才，都是寒门出身。比如汉武帝时期，曾经做过丞相的公孙弘，原本就是一个农村的放猪郎，担任过丞相的主父偃，是一个游学四方不被重用的穷儒。在西汉帝国的早期、中期、晚期，都有大量平民出身的才俊进入权力的最高层，但在东汉帝国照搬了西汉的孝廉制度后，这一切不但不可能，反而成为与门阀制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方式。

孝廉制度的存在，即给了门阀制度做大的机会，又让其本身的公正性名存实亡。孝廉制度的核心，在于地方官举荐优秀的俊才，但是随着门阀制度的壮大，豪门们在地方上拥有越来越多的影响力，因此人才的选拔，也越来越多的受到豪门们的影响，发展到最后，甚至成了豪门们轮流坐庄的权力游戏。而西汉儒家的壮大，也同样对门阀制度影响颇深。儒家的师承关系，乃至师门关系，在东汉时代已经日益完整，带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孝廉举荐，对象往往都是同一师门里的自己人，不在这圈子里混的寒门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享有这样的机会。如此种种，带来的问题就是门阀们，通过这个名义上公正的孝廉制度，越来越多地占据要津。这一段变化，主要存在于东汉和帝至东汉顺帝之间的时期。

在东汉的晚期，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要拜一场大起义：张角的黄巾军起义。在黄巾军起义的打击下，东汉帝国分崩离析，原有的军事体系彻底崩溃，为了挽救危局，东汉政府采取了允许各地自募乡勇的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始料未及的，大批门阀纷纷借机扩张势力，触角伸到了中央集权的最后一个禁区——军队。结果各地的门阀，就成了盘踞各地的诸侯，天子则成了大家的招牌，而不再是效忠的对象。后来的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乃至三国局面的形成，都是由此而肇始。

门阀制度不但影响到了汉朝，相反，门阀制度非但没有因为东汉的灭亡而灭亡，反而继续发展，到了南北朝时期，更成了垄断当时中国权力的士族阶层。这样的政治局面，一直持续了数百年，直到唐宋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原有的门阀制度才日渐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