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派重兵从陆上攻基隆，双方在基隆周围展开了漫长的拉锯战，终在1668年成功收复基隆。彻底毁掉荷兰人重霸台湾野心的基隆会战，曾广泛记录于清初的各类笔记中，后大多在清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仅有的史料隐约现于台湾当地的地方志中，具体作战细节已不可考。

而除了军事攻击，郑氏的经济手段也给了荷兰人打击，遍布东亚乃至东南亚的航线上。但凡华商，只要拥有郑氏集团发布的“令旗”，便可得到郑氏水师的安全保护，不但草寇海盗不敢骚扰，即使荷兰西班牙殖民者也敬而远之。派使节出使东南亚各地，严令禁绝与荷兰人的贸易，其强硬手腕，令以商业立国的荷兰人损失惨重。为打压荷兰势力，更为开拓商路，郑氏集团更与英国人成为了长期贸易伙伴，获利甚丰。此举令荷兰人叫苦连天，揆一在其著作里愤怒地批评道：“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国姓爷家族所表现出的不合时宜的举动，招来了他们强硬的报复，更导致荷兰在东南亚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一天天丧失。”值得一提的还有菲律宾的西班牙人，郑成功在公元1661年占领台湾后不久，菲律宾即发生了大规模残杀华人的事件，郑成功为此警告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一度想出兵惩罚。郑成功过世后，其子郑经曾于公元1670年和公元1671年两次筹谋征讨菲律宾，终因清朝军事压迫，以及西班牙遣使通好，并在当地转变政策，优礼尊重华商而告结束。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郑氏集团一直向菲律宾地区的华人海商提供援助，并多次在小规模海战里教训西班牙殖民者，最终，在西班牙的历史文献里，留下了欧洲人对郑氏集团的称谓：东方海洋上的上帝之鞭。

在17世纪地理大发现，西方殖民者掀起瓜分世界高潮的大航海时代里。郑氏集团，不仅仅是“孤悬海外”的割据势力，还是亚洲海洋上可以对抗西方殖民船队的唯一力量，更是飘零海外的万千华人的守护神。

四

如果以今天的眼光看待3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郑氏集团与大清王朝隔海对峙的20年，不仅是新旧两个王朝的对垒，更是新旧两种国家发展模式的“竞赛”。论王朝，清朝“新”，郑氏“旧”，可论国家发展模式，郑氏集团，堪称是“领风气之先”。

早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郑成功复台之战的最艰苦阶段时，颇有眼光的郑成功就在台湾各地大行屯田，更在福建地区广泛招募流民来台定居。建制台湾后，“屯田制”作为一项基本政策推行下来，表面看似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的“军屯”无二，实际内容却大相径庭——朱元璋的“军屯”，土地是国有的，郑成功的“军屯”，土地是私有的。

这一条郑成功在其1662年五月的告示中说得明白：“各镇及大小官兵，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以佃以渔及京（经）商。”军屯的方式，则是“开屯招佃”，即招募大陆流民来台耕种。民屯的发展更迅速，“随人多少圈地，永为世业”，仅福建漳州一地，在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第一年，来台垦田的民众就多达4000人，今天台湾“本土人”中80%为闽南人，大多是这一时期迁居台湾。对荷兰占领时期当地农民业已开垦的民田，郑成功也着力保护，三令五申区分“屯田”和“民田”，对滥占地行为一律重惩，无论屯田还是民田，皆轻徭薄赋，且允许“自由经营”，比起明太祖连农民家里种几亩棉花都要立法规定的做法，进步无比。后来许多东南沿海的商人，也将资产转移至台湾，在台湾投资土地产业。毫无疑问，“屯田”之策，是17世纪台湾经济起飞的“强心针”。

而在隔海相望的“我大清”，八旗的权贵们正忙着“跑马占地”，旗下农户形同农奴，相比之下，真不知“落后”多少……

私有屯田制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根本，而为台湾经济插上腾飞翅膀的，是郑成功颠覆了中国五千年“农本商末”观念的新举措——以商养战。

郑家是海商出身，经济理念自然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在归顺清王朝后，即为清王朝上了《东南兴商疏》，勾画了一幅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振兴东南大地的宏伟蓝图，结果反被清政府认定此为“野心之举”，招来了杀身之祸。而为人子的郑成功，在台湾真正实现了父亲的梦想。

早在收复台湾之前，郑氏家族就拥有了一条遍布欧亚的贸易网络。收复台湾后，郑成功以此为线索，打造属于“大明台湾”的贸易帝国。收复台湾前的抗清战斗中，郑成功的大本营厦门，就被其由一小小渔村，变成中国东南最大的贸易港口。建制台湾后，郑氏家族谴使四方通好，一面对荷兰人实行经济封锁，一面与台湾周边各政权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台湾北边厉行“闭关锁国”的日本，在郑氏集团的压力下不得不网开一面，任由郑氏家族取代荷兰成为唯一的“贸易伙伴”，南部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尼，乃至印度地区，都与郑氏家族有贸易往来。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郑氏家族的重要“合伙人”，在英国人的周转下，台湾的物产远销欧洲。台湾自铸的仿西洋货币“六符币”，是东南亚地区的通用货币……

商业发达，司法建设也不差。收复台湾后，即颁布“垦田”、“建军”、“建政”三大法，不仅承袭了《大明律》的有关内容，还增加了保护商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