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覆满长春藤的房子现在却出现在了右方时，我知道我们转悠在了同样的街道里。我开口探问，得知我们在菲尔达姆区。霍加突然敲其中一间屋子的门，一名约八岁、有着绿色眼眸的男孩开了门。“狮子，”霍加对他说，“苏丹宫中的狮子逃走了，我们正在寻找。”他推开男孩进入了屋内，我也紧随其后。屋里弥漫着灰尘、木板和肥皂的味道，我们很快爬上了咯吱作响的阴暗楼梯，来到楼梯口。霍加开始一扇一扇地打开楼梯口的门。第一扇门内有一个老人，张大着没有了牙齿的嘴巴在打盹，两名嬉笑的孩童把玩着他的胡子，想要问他些什么，看到门被打开时，他们都吓了一跳。霍加关上那扇门，打开了另一扇，里面有一堆被褥和被单布。为我们打开大门的那个男孩，抢在霍加前面把住了第三扇门，说：“这里没有狮子，只有我妈妈和阿姨。”但霍加还是将门打开了，看到两名妇人背对着我们，在微弱的光线下进行祷告。第四个房间中，则是一名在缝制被褥的男子。他没有胡子，看起来比较像我。“你这疯子，你到这里来做什么？”看到霍加时，他起身大喊：“你还想要什么？”“塞姆拉在哪里？”霍加问道。“她十年前去了伊斯坦布尔。”那名男子说，“我们听说她染上瘟疫死了。你怎么没和她一起死？”霍加一语不发地走下楼梯，离开了这栋房子。随他离去时，我听到那个孩子在身后大叫：“妈，他说这里来了狮子！”一位妇人回答：“不，孩子，是你伯父与他的兄弟！”

或许因为我无法忘怀过去，也或许因为我在为新生活及这本你仍在耐心读着的书作准备，两个星期后，一大早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刚开始，我在清晨的光线下无法看清楚，一直找不到那条街和那间屋子。终于找到之后，我试着想要找到之前断定的前往贝亚泽特清真寺医院的最快捷径。然而，或许我以为这是他们所走的最近的路，但却错了，因此没找到那条通往大桥、映着白杨树荫的捷径。我的确找到了一条有着白杨树的路，但附近没有昔日他们休息、吃着哈尔瓦糕的河流。医院也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些玩意儿，院中非但不泥泞，还极干净，既没有流水的声音，也没有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看到一名铐着锁链的病人时，我忍不住问医生关于这个人的事。他坠入了情网，疯了，而且就像大部分疯子一样，以为自己是别人。医生还要跟我说更多关于此人的事，但我没再听就离开了。

原以为不会再出现的开战决定，在夏末一个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日子里到来了。因为无法接受前一年的战败以及随后而来的重税，波兰人送来了这样的消息：“拿着你们的剑来收税吧。”此后那些日子里，霍加快要气死了，规划进攻编制时，军中没有人想到要部署这个新武器。没人想在作战时看到这堆黑铁在身边，也没有人期待这口大锅能发挥什么作用，更糟的是，他们认为它是个不吉利的东西！预定出发的前一日，霍加毫无顾忌地对战争的结果作出判断时，敌人把他们的话都传到了这儿，明明白白地说这个武器就跟能带来胜利一样，也能轻松招来诅咒。当霍加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比他更应该受到诅咒时，我陷入了恐惧。苏丹表示自己对霍加及这个武器很有信心，而且为了避免引发更多争端，下令战争期间这个武器直接隶属于他，隶属于他带的部队。九月初一个炎热的日子，我们离开了埃迪尔奈。

大家都觉得，就时节来说，现在开战已经太晚，但这个问题谈论得并不太多。现在我才知道，在战争中，士兵害怕凶兆就跟惧怕敌人一样，有时更甚，他们时时努力克服这样的恐惧。第一天，我们经过繁荣的村落往北，行经的多处桥梁因承受我们的武器重量而嘎嘎作响。我们很惊讶当晚就被召至苏丹的王帐。与他的士兵一样，苏丹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身上有一种好奇与兴奋，就像开始玩一种新游戏的男孩一样。他和手下的士兵们一样，向霍加询问对一天下来发生的各种事情的解释：日落前的彤云、低飞的猎鹰、村中房舍的破败烟囱以及南飞的鹤群，这些都代表了什么意思？霍加当然全部往好的方向来解析了。

但是，我们的工作显然还没有结束。我们俩都刚刚发现，旅程中苏丹特别喜欢在晚上听怪奇的恐怖故事。霍加从多年前我们呈送给苏丹的那本我最喜欢的书中激情洋溢的诗说起，描绘出了一幅黑暗的画面，里面充满着尸体、流血战役、失败、背叛与苦难的一幅丑恶画面。不过，他也把苏丹瞪大的双眼引向了场景中闪烁着胜利火焰的角落——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智慧来煽旺这把火，我们应该摆脱一切，应该尽快发现关于“他们”和“我们”的事情，尽快发现我们大脑内部的东西，尽快发现霍加对我说了多年而我现在想忘怀的所有其他的事情！我开始厌倦这些无聊的故事，但是霍加每晚都给这些故事加重一点黑暗、丑陋与残忍的色彩。或许这是因为他认为，苏丹现在也已经听够了这些故事。当谈到我们大脑的内部构造时，我再次感受到了苏丹愉悦的战栗。

我们出发后的那个星期就开始了狩猎。一支跟着军队的队伍是特别为这个目的成立的，他们先行走在前面，搜索过场地、选择了恰当的场地并把村民们轰走后，我们和苏丹及猎手们就离开了行进中的队伍，前往以瞪羚闻名的小树林，奔上野猪出没的山坡，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