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有时候更是必须表现得凶狠诡谲甚至是阴险毒辣，但这些恰是范仲淹所缺乏的。

作为一个参悟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大儒，范仲淹在权力场上表现得太过君子，而一个纯粹的谦谦君子是做不了大事的，成大事者必要有劈荆斩浪之勇气，必要有雷霆万钧之手段，这正好是法家弟子们所擅长的。所以，儒家弟子范仲淹只能是范仲淹，他注定成不了商鞅或李斯，成不了萧何或陈平，成不了长孙无忌或姚崇，这些人都是外儒内法，而范仲淹正好相反。

看看宋朝自立国以来的那些宰相，赵普就不说了，吕蒙正、李沆和王旦也是范仲淹所不能及的，这三位宋朝宰相尽管也是以仁德宽厚而名传后世，但这三人在需要他们强硬斗狠时无一例外的都是狠角色，只是他们的凶狠和强硬没有那么直接和暴力，而是相当委婉和含蓄，但谁说笑面虎就不会吃人？

此时的范仲淹不愿意独领陕西四路的军政大权，后来赵祯要提拔他为参知政事，他也是一再谦让。谦虚使人进步，但这是指做人，如果在做事上面谦虚过了头，那就不是什么进步，而是会被人认为是个不敢也不具担当的懦夫或逃兵。

这个事说到最后我很想说一个我心中的巨大疑问，那就是之前因为好水川的惨败而被贬官继而又被调往秦凤路去当主管的韩琦为什么就突然升了官？为什么他这一年里一没功劳二没苦劳就突然变成了和范仲淹同一级别的“陕西四路都部署兼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

范仲淹好歹在一心一意地修军寨拱卒子且拱到了西夏境内，可身为“罪官”的韩琦待在秦凤路根本就没有受到李元昊丝毫的骚扰，他也没从秦凤路出兵去攻打李元昊，可他为什么就能升官？更让人可笑的是，韩琦还竟然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似乎他是因为立下了什么不世之功而因功受赏，不久之后他和范仲淹一道回京受命担任新一届的两府大臣也同样没让他觉得有多么脸红。敢问韩大人：你的背后是有什么高人吗？还是说已经进化为圣人的范仲淹同志觉得你是一个难得的可造之材应该给你一个重新来过的机会？

朝廷培养一个官员不容易，应该给这些犯过错的人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这话是不是很耳熟？这种现象是不是很熟悉？我不想在这里当什么喷子或键盘侠，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就将其一棍子彻底打死，可问题是你是不是应该在重新证明自己之后才再度神气活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