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公是一把刀子，为政上面他更是一把斧子，凡事都讲究一个大刀阔斧，讲究立竿见影，这与文彦博比起来就纯粹是急性子和慢性子两个极端。

近现代的研究者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把文彦博归为是和韩琦与司马光一类的保守派之列，很多王安石和新法的支持者也把他视为保守派里面的一个极具阴柔之气且善于隐忍不发的危险分子，然而当我们去细看文彦博在变法过程中的言辞和行为就能发现他真的就是一个相对清醒的理智派，哪边哪派他都不沾，他是独立派。

简单说，保守派认为原有的所有法度都应该保留，可文彦博不认同这个观点，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把宋朝从上至下地倒腾一遍，可文彦博认为没这必要且认为王安石这样做太过极端太过严苛。再说透彻一点，保守派和新法派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而他文彦博站在中间，但他也是当过宰相且试图振兴国家的人，他深知这条路有多么难行。可以想象的是，假如他文彦博现在是宰相，如果他坚持走中间路线推行国家改革，那他可能会更惨，他会被两面夹击，然后被人再次赶下台。

当然，现在是保守派遭遇全面溃败的时期，而王安石却正是皇帝面前的当红炸子鸡。在整个国家都处于严重左倾的时候，作为中间派和理智派的文彦博自然要向右倾斜。他几乎对王安石推行的每一项新法都有不同的意见，而且几乎都是认为王安石做得太过火了，但请注意，他不是在反对王安石这样去做，而是在提醒王安石做得太过头了。

比如在保甲法上，他认为王安石让全民参与执行这项新法实在是太过扰民了。就为了捉贼防盗，何至于全民皆兵？更何况，民就是民，兵就是兵，彼此各司其职就好，农民本来就难得清闲，但保甲法却要把他们本就不多的休闲时光也给霸占了，而且某些武器还要这些人自备，这对贫苦百姓而言无疑就是一笔负担。另外，他也认为让农民习军事不是什么好事，有外敌时这些人未必能够御敌，但如果这些人对内叛乱或暴动，那可就会坏了大事。为此，他的建议就是在每五百户为一都保的范围内选出五户或十户人家来负责维持这一区域的治安和夜间巡逻，这样既能维稳又不会大规模地扰民。

文彦博的这个提议很有现代感，这就类似于我们现在农村里的民兵小队，可王安石和赵顼搞这个保甲法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解决宋朝冗兵这个大问题，而并不是单纯地仅仅想要维护社会治安，因此文彦博的这个建议虽善却未能被王相公听进去。

紧接着，免役法又出台了。接下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由于这个法案出了个“助役钱”，这就让所有的大小官员顿时集体抓狂，这里面也包括文彦博。他可是枢密使，按照他的这个级别，他所要出的助役钱指定是最多的。文彦博倒不是心疼这点钱，而是觉得这会引起官场震动。由于此前的各种新法已经遭到了许多官员的反对，如今王安石又直接把手伸进了士大夫集团的钱袋子里，这难免不会让这些官老爷们当场跳脚。

民心很重要，可“官心”也很重要，毕竟是这些人在具体地负责管理国家的大事小情，这些人如果乱来也是会导致天下大乱的。于是，在某次的御前会议上，文彦博针对免役法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陛下，祖宗法制具在，何须如此大行更张？这样恐怕会大失人心啊！”

文彦博这话说得很有水平，他没有说民心，而是说人心，这当然是有所特指的。赵顼当即就明白了他在说什么，然后赵顼也很没好气地问了一句：“变更法制诚然让你们这些士大夫感觉很不爽，但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新法又有何不便呢？”

赵顼虽然年轻，但他这话可谓是正中官僚集团的要害。新法确实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用劫富济国来形容这场变法运动的实质其实毫不为过，但对普通的百姓尤其是宋朝的底层百姓而言，新法并未伤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心理阴暗一点地说，底层百姓倒是很乐于看到在他们上面的这些人叫苦不迭。赵顼这样说基本上就是在明牌了，变法就是要让你们这些有钱人把钱交出来用以国用。

听了赵顼的这句话，文彦博的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极度震惊！他怎么也没想到赵顼竟然如此的幼稚和天真，身为皇帝，可在文彦博看来赵顼连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搞明白。为了给皇帝好好地上一课，文彦博说出了在历史上极为有名的那句话，也是很多官员包括历史上的那些所谓的名臣和贤臣都知道但却从来不敢说的话。

文彦博说道：“陛下，你是皇帝啊！你要搞清楚，你是在与我们这些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老百姓共治天下。你和我们是一伙的，你是统治阶级的带头大哥，你怎么能够替被统治阶级说话呢？你的站位有问题啊！”（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各位，看了这话不知道感受如何？我们其实也没有必要感到震惊或失落，也不要怪文彦博，他只是说了实话和真相而已。只不过这世上有些真话确实很难听，可它就是事实。

赵顼转而对文彦博说道：“士大夫阶级也并不是全部都反对新法，有些人也是赞成新法的。”

一旁的王安石这时候也听不下去了，他对文彦博发问道：“文大人既然说祖宗法制具在，那为何国家会出现国库空虚和国力虚弱的状况呢？这怎么还能说是法制具在呢？”

文彦博有些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