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你不知道，你这个自私的杂种，永远都不会知道！”

一九四一年春天，内森八岁，亨利四岁，祖克曼一家搬进一幢独门独户的砖房，屋前就是从公园通往山上的林荫道。那之前，他们住在犹太小区更招人嫌弃的那一端，莱昂斯街和莱斯利街拐角处的一栋小公寓楼。楼里的水管、取暖器、电梯和下水道永远有一个是坏的。看门人的女儿名叫西娅，乌克兰人，年纪比内森大，胸部很丰满，很爱卖俏，名声不佳。即使是考量最不济的情况，也不是每个家的厨房地板都有祖克曼家的那么干净，食物掉下去还能捡起来吃。但是那里房租便宜，紧挨公交站，是年轻足医执业的理想地点。那时候，祖克曼医生的办公室还在外屋，夜里他们一家人就在那里听收音机。

两个孩子的卧室在后面，卧室外的街对面竖着一道高高的铁丝网，后面是天主教孤儿院。孤儿院里有个蔬菜农场，天主教学校的教士不在给孤儿们上课——在内森和他的小伙伴们看来就是用棍子抽打他们——的时候，孤儿们就在农场里干活。在那里干活的还有两匹老挽马，在那一带看到它们很叫内森意外；更意外的是看到传教士在楼下的糖果店里买“好彩”牌香烟或者开着别克车大声放着广播。关于马，他只在《黑骏马》里读到过；关于教士和修女他知道得更少——只知道他们憎恨犹太人。初一时祖克曼开始写短篇小说，题为“孤儿”，其中一篇描述的就是一个犹太小男孩透过卧室窗户俯视附近的天主教孤儿院，心里好奇在铁丝网的另一侧生活会怎样。一次，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胖的修女从孤儿院过来到他们家，让父亲剪掉她内嵌的脚趾甲。她走了之后，内森一直（徒劳地）等母亲拿水桶和抹布到父亲的办公室去擦洗修女进出时摸过的门把手。他最好奇的莫过于修女的赤脚，但那晚，父亲只字未提，至少孩子们未曾听见。那时，内森六岁，要他径直去问父亲修女的赤脚长什么样，他的岁数刚好既不够小也不够大。七年之后，修女之访成了《孤儿》的重头戏，他化名尼古拉斯·扎克把这个短篇相继投到《自由》、《矿工报》、《星期六晚邮报》，结果收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叠退稿信。

他没有直接回纽约，他让司机沿着“纽瓦克”的标识开去。默默无闻的小扎克已经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内森·祖克曼，他要让他的生命多延续一会儿。在他的指引下，车子开过高速，上了斜坡，到了弗伦林辉森大街；然后穿过公园，穿过他和亨利在上面学溜冰的湖，沿着长长的莱昂斯街上山；经过他出生和割礼的医院，开向他写作生涯里的第一个题材——铁丝网。他的司机带着武器。按佩普勒的说法，这是他再进这个城市的唯一方法。

祖克曼摁了摁按钮，摇下玻璃隔板。“你带了什么武器？”他问司机。

“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先生。”

“放在哪里？”

他拍了拍右边屁股。“想看一下吗，Z先生？”

是的，他得看一下。见方为信，信即是知，而知总比不知和未知要强些。

“嗯。”

司机撩起夹克，解开皮带上比眼镜盒大不了多少的枪套。等红灯的时候，他用右手拿起枪，一把有黑色制动枪管的小手枪。

什么是艺术？祖克曼心想。

“这小家伙能给周围十英尺距离内的任何人一个大惊喜。”

手枪有油味。“刚保养过，”祖克曼说。

“是的，先生。”

“刚用过？”

“在射击场，先生，昨晚。”

“可以收起来了。”

不出所料，看到自己最初居住的两层公寓楼，他心头一颤，他曾凭记忆描绘过带顶篷的红砖堡垒，现实中却是缩小版。顶篷，之前有吗？即使有的话，现在也不见了。前门也消失了，只剩铰链。门两侧正对门厅的大窗户用木板封着，玻璃已经不见了。以前走道上有两盏照明灯，现在只有裸露在外的电线。走道无人清扫，垃圾遍布。这栋楼已经成了贫民窟。

街对面的裁缝店成了信徒的商店——橱窗里陈列着圣像和其他“精神物资”。街角的沿街铺面以前是个杂货店，现在已经归基督福音教会所有。公交站台上，四个拎着购物篮的壮实黑人妇女正在聊天。在他小时候，四个黑人妇女出现在公交站，那她们必定家住斯普林菲尔德街那头，来替维夸西克街区的犹太女人打扫卫生。现在她们自己住在这里，去郊外替犹太女人打扫卫生。犹太人从这一带消失了，只有公建屋里还住着一些老年人。白人也几乎都不见了，包括天主教的孤儿。孤儿院似乎已改建成了一所社区学校，角落的蔬菜农场上建起了一座毫无特色的楼房。是银行。他四处张望，纳闷谁会来这里存钱。除了香烛和圣像，在莱昂斯街上似乎再也买不到任何东西。面包、肉、冰激凌、阿司匹林似乎都无处可寻，更不用说衣服、手表或者椅子。他们那条商店林立的热闹小商业街已不复存在。

这就是他想看到的。“结束了，”他想。他对这块地方的所有诗情画意都倾泻在《卡诺夫斯基》里了。也只能是那里——再无他处可去。“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我的刑期到头了。”

他让司机沿着街区慢慢开向钱瑟勒街，这是他每天早晨步行上学的路线。“停，”他说着，视线掠过两幢房子之间的小弄，停在尽头的车库上。在那里，看门人的任性女儿西娅和杂货店老板的女儿多丽丝曾经赞赏他的俊美，以此来引诱他。那是一九三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