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汉魏风骨，气可凌云，江左齐梁，职竞新丽，惟时运之推移，斯质文之代变，是故“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者，皆豪放派之祖；而“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者，皆婉约派之宗。所不同者，仅当时无婉约、豪放之名，而以“华” “实” 为区别之标准而已。

足下谓燕闲之作，不能豪放，激昂之作，不能婉约，此尽人皆知之理，盖一篇之内，不可能有两种不同风格存在也。至于同一人之作品，风格有婉约，有豪放，则当视其主导方面为何者而定，若东坡、稼轩，就其词作风格主导方面而论，固皆词家之豪放派也。足下对东坡、稼轩风格之评骘，似非笃论。稼轩词如“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此等语非不豪放，然又何关乎民族革命情绪？东坡词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此等语非不豪放，然又何关乎政治上之愤慨？李易安历评晏、柳、欧、苏诸公之词，皆少所许可，似过于苛求，迹近狂妄，然其主旨，要不外证成其“词别是一家” 之说而已！所谓“词别是一家” 云者，即词之风格体裁，宜于婉约，所谓“小红低唱我吹箫” 者，庶几近之。故词易于婉约，而难于豪放，而其流传之广，亦惟婉约之词，此所以凡井水饮处，皆歌柳词，而少有歌苏词者也。惟其难于豪放，故豪放之词更弥足珍贵，即谓为词之正宗，又何不可？阁下谓“以豪放为正宗，此即极‘左’之论” ，未知何所据而云然，弟殊以为未安，岂“四人帮” 之流，亦苏、辛词之崇拜者乎？即以婉约为正宗，亦未见得“即不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 ，如易安《武陵春》词：“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造语何等婉约，而家国之悲，兴亡之感，亦即隐寓于字里行间，又何尝不足以激发人之壮烈意志？岂必如放翁《诉衷情》词云“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在沧洲。” 造语不婉约者始得许壮烈意志阑入文学乎？然我恐以之为词之正宗，又成极“左” 之论也。

阁下谓：“宋人论词，未尝分此二派。” 此亦未然。盖婉约、豪放，乃近人语，宋人初未尝以此名派，然名者实之宾，若循名责实，则宋人论词，又何尝未分此二派？独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