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之初体。然《教坊记》既已先有鱼歌子，而和凝、李珣诸家所作又仍称渔父，其句法又悉依张志和，更可知渔父与鱼歌子不能混同为一也。

船子和尚词既与张志和同，吕益柔石刻本何以不题作渔父而题作拨棹歌，此又一疑问也。吴曾《能改斋漫录》云：“京师僧念梁州、八相太常引、三皈依、柳含烟等，号唐。而南方释子作渔父、拨棹子、渔家傲、千秋岁，唱道之辞” 。此文极为重要。其所谓京师者，乃指汴都，盖北宋时南北僧人所用佛曲之区别在此。唐者，谓自唐时相传之歌也。南方释子之唱道辞，想亦传自唐人，唯不用此名称耳。古书无句读标点，渔父、拨棹子为一为二，今未能定。或可读作“渔父拨棹子” ，乃以拨棹子曲调咏渔父生涯，而寓以禅理，犹敦煌词之“望月婆罗门” 、京师佛曲之“八相太常引” 、南宋人之“催雪无闷” ，皆以题目与曲名连写者也。若以渔父与拨棹子为二曲，则张志和所作为渔父，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子。然此二家所作句法音节均同，似不可能为二曲，故余以为当读作“渔父拨棹子” 。自颜真卿、李德裕以下，以张志和词为渔父，谓其内容也。和凝、欧阳炯以下继承有作，遂误以渔父为曲调名。至宋人编录唐五代词，知渔父实非调名，遂改作渔歌子，此再误也。吕益柔称船子和尚所作为拨棹歌，必依据唐代以来相传之原题，拨棹歌当即拨棹子，其曲调名也。拨棹子亦盛唐时曲调，见《教坊记》，而其由来则更古于此，盖民间棹歌之流变也。唐人词题作拨棹子者，今未见。《尊前集》有尹鹗所作拨棹子词二首，每首皆二叠，下叠起句与上叠起句不同，已近似换头，二叠共六十字，句法与船子和尚词绝异，且用仄韵。尹鹗五代时人，《花间集》有其词，皆小令。此二词体式必非五代时所能有，恐为宋人伪托，不敢信也。唐人拨棹子令词虽无他作可参，然船子和尚词既称拨棹歌，而《能改斋漫录》又明言南方释子以渔父拨棹子为唱道之辞，则船子和尚此三十九首之为拨棹子，可无疑矣。其前三首形式上虽为七言绝句，然若破第三句为四三句法，仍可以拨棹子歌之，惟添一衬字而已。吕益柔总题之为拨棹歌，而不别出此三首，其意可知也。

船子和尚拨棹子三十九首全文，近代未见印本，余故附录于此，以广其传。明杨升庵《艺林伐山》载船子和尚四偈，皆七言绝句，其第三首为吕氏石刻本所无，亦不见于宋人书，不审何从得之，今姑以录入，共四十首。

附记

本刊第一辑发表了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关于“越调诗” 的二三问题》，使我们知道渔父词这种形式的诗，即七七三三七句法的诗，在唐代已流传到日本，并且为日本诗人所乐于采用。日本诗人称这一形式的诗为“越调诗”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资料。我怀疑这个名称不是日本诗人创造的，很可能是我国唐代诗人就称之为越调诗。诗以曲调为题者，有凉州、甘州、乐世之类。有时也加一个“词” 字，如甘州词、乐世词等，表示这是曲词。但没有加“诗” 字的。越调即无射商，不是曲名，而是宫调名，越调诗这个名词，表示它是诗，而用越调中的某一曲子来配合，可见这种最早形式的词，唐人还以为是诗。然而毕竟不是一般的不入乐的诗，于是要加一个宫调名以示区别，故称为越调诗。这个名词，肯定还在“长短句” 之前。这样命名的习惯，时间大概不久，后来出现了长短句这个名称，便不再有越调诗之类的命名了。而且《金奁集》载渔父词十五首，注明属黄钟宫，则在宋时，渔父已非越调歌曲，故亦不再见此名。以上是我对于“越调诗” 这个名词的推测，附记于此，待词学研究同志考索。

一九八一年五月记

（三）读李白词札记

李白词，《尊前集》收十二首，凡《连理枝》一首，《清平乐》五首，《菩萨蛮》三首，《清平调》三首。《花庵词选》收李白词七首，其《菩萨蛮》一首，《清平乐》令二首，《清平调》辞三首，皆与《尊前集》同，惟《忆秦娥》一首，未入《尊前集》。此外尚有《桂殿秋》二首，亦相传以为李白作，《全唐词》收录之。又有《秋风清》一首，《历代诗馀》收录之。故唐宋以来相传为李白所作之词，共十六首。

《连理枝》一首，惟见于《尊前集》，上下两叠，各三十五字，句法同。万氏《词律》仅收此词下叠，著为格律，注云：“此唐调也，宋词俱加后叠。” 此词之后，即录程垓所作“不恨残花亸” 一首，双叠，七十字。《历代诗馀》则收录其上叠，注云：“单调，三十五字，宋词俱加后叠。又名为《小桃红》。” 《全唐词》则分为二首。《词谱》亦分为二首，以为此调正格。余疑清初人所见《尊前集》，此词皆分为二首，然今本《尊前集》目录明言“李白十二首” ，必不容后人传钞时误分为二，此又不可晓也。

《连理枝》调名不见于《教坊记》、《唐会要》诸书，唐五代词人亦未有用此调者，不知万红友何所据而定其为唐调。至七十字双叠《连理枝》，先见于晏同叔《珠玉词》，其时代在程垓之前。按《宋史·乐志》云：“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总三百九十。” 其下列太宗所制诸曲调名，在“琵琶独